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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公民网络参与政策执行 微博打拐（第6页）

一方面，微博打拐中公民不但真正参与了政策执行过程，而且对政策目标的实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网民通过传递被拐儿童的信息和图像，为政府专项行动提供了大量的线索。

网民发布、转发丢失儿童和疑似被拐儿童信息，自主联系和确认，与此同时第一时间与警方联系，公民与警方通力合作，密切配合，共同寻找、解救被拐儿童，打击犯罪分子。

公民的集体行动爆发了巨大的能量，对成功解救被拐儿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微博打拐体现了政府职能的有限性。

治理理论的提出是基于有限政府的前提。

在当今网络信息社会，社会公共事务日趋复杂多样，信息以几何级的方式海量增长。

实现良好的公共管理需要掌握全面的信息，做出理性的决策。

作为传统信息拥有者和垄断者的政府在网络信息时代也不得不面对信息不足的困境，这导致了政府理性的不足、政府能力的下降。

在微博打拐案例中，虽然公安部门有丰富的打击犯罪的经验和专业技术，但是缺乏全面的解救被拐儿童的信息，这极大影响了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

而公民利用互联网微博平台实现了信息的快速传递和分享，不计其数的微博粉丝通过转发微博能在短时间内发布和获取大量的信息，有效地弥补了政府能力的不足。

正是因为政府能力和政府信息的不足才为公民有效参与提供了空间和可能性，使公民与政府取长补短，在解救被拐儿童的工作中通力协作。

2.社会组织与公民的合作

微博打拐案例中还集中体现了社会组织与公民的合作。

市民社会在我国尚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而市民社会的一大标志就是社会组织、民间团体的大量涌现。

对于公民治理而言，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是治理理论兴起的一个基础，一个发育健全、独立自主的公民社会是实现良好治理的社会根基。

因为无论是个人自由，还是有限政府，都以发达的公民社会为前提。

壹基金是一个追求公共利益的非政府组织，以实现慈善公益为行动目标。

在微博打拐事件发生后，壹基金主动发起了儿童救助项目，并号召了几十位社会知名人士参与其中。

微博打拐中社会组织成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在没有政府组织参与的情况下实现了非政府组织在公共事务中与公民的合作治理。

正如詹姆斯·N·罗西瑙在《没有政府的治理》一书中讲到：“治理是由共同的目标所支持的，这个目标未必出自合法的以及正式规定的职责，而且它也不一定需要依靠强制力使别人服从”

，“它既包括政府机制，同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随着治理范围的扩大，各色人等和各类组织得以借助这些机制满足各自的需要、并实现各自的愿望。”

3.公民之间的合作

微博打拐案例中还体现了公民之间的合作。

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的社会，人与人之间感情越发冷漠，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和物质的丰富，但是也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远。

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是理性经济人，只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社会道德出现滑坡，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

然而，互联网的出现使原本冷漠的人际关系发生了改变。

在网络上隐匿了身份的人们更为容易实现彼此认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在微博打拐案例中，包括诸多社会知名人士在内不计其数的网民为了拯救被拐儿童这个统一的目标行动整齐划一，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在救助孩子的现实中紧密配合，建立起良好的互助合作关系。

在拯救被拐儿童彭文乐的案例中，媒体人邓飞首先发布寻找彭文乐的微博，大量网友立刻转发帮助寻找线索，回家过年的某大学生发现酷似彭文乐的孩子后联系家人确认，热心公益的人们通过一环接一环的通力协作实现了解救被拐儿童的行动目标。

（三）政策网络特征

微博打拐案例中，多元行动者共同参与了打击拐卖儿童的政策执行过程，构成了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的政策网络。

微博打拐案例中容纳了社会知名人士、广大网民、政府相关部门、政协委员、社会公益组织、媒体等多元行动者。

每一个行动者凭借自身的优势资源展开行动，但是行动是紧密围绕着解救被拐儿童、打击拐卖儿童的违法犯罪行为展开。

公安部门作为主管部门和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在本案中并没有处于主导地位，相反社会知名人士、普通网民、社会组织等行动者成为微博打拐的主要力量。

多元行动者之间展开了多种合作，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彰显。

政府与社会实现了良性互动，为了共同的“善治”

目标通力协作，最终成功地实现了解救被拐儿童的行动初衷，同时也大幅度提高了公共政策的执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