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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公民网络参与政策执行 微博打拐（第4页）

公安部门的打拐专项行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截至2011年12月，全国共破获拐卖妇女案件16137起，拐卖儿童案件11777起，共打掉7025个犯罪团伙，刑事拘留49007人；解救被拐儿童18518人，妇女34813人。

通过全国打拐DNA数据库比对，为1040名被解救儿童找到亲生父母。

政府部门打击犯罪，解救被拐儿童的行动目标基本实现。

4.公益组织

微博打拐也引起社会民间组织的关注，积极加入到救助流浪儿童的行动中，成为政策网络中又一重要行动者。

公益组织壹基金于2011年2月启动儿童救助项目，明确项目近期目标为建立丢失儿童数据库和探索乞丐儿童救助个案。

作为公益组织的壹基金，其拥有的最主要资源是募集资金的能力，另外其作为正规的公益组织拥有人力资源和广泛的社会号召力，能够吸引社会公益人士参与。

此项儿童救助项目由演艺界、体育界和学术界知名人士40余人与壹基金共同发起，首期启动资金由壹基金出资20万元，陈劲松、华楠、李承鹏、王静、薛蛮子、于建嵘、徐小平等人出资52万元共同组成，共计人民币72万元，项目还成立了理事会、监事会和项目管理委员会，壹基金承诺将针对该项目设立项目专账，专款专用，公开透明，按时向社会公布资金使用情况，接受政府、捐赠人、志愿者及公众监督。

有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加盟，儿童救助项目成功启动，并逐步走上正轨，壹基金的行动目标也得以实现。

5.政协委员

微博打拐运动中还有一类特殊的行动者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他们的行动目标是履行自身的提案权，影响政府议程。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民意的代言人，具有在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议案的权力，也有对政府工作的监督权。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歌手韩红在2011年两会上针对救助流浪儿童提案，关注被解救儿童的安置问题。

她在提案中提出四点建议：第一，更新观念，增强未成年人的国家保护意识。

第二，设立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

第三，希望国家能够建立合乎国情的“三级监护干预机制”

。

第四，提出可操作的明确司法干预权。

另一位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演员濮存昕也表示对打拐的支持。

他建议全国公安系统应尽快建立起一支专业的打拐队伍，各地公安机关应当设立专门的打拐机构，配备必要的编制和专项经费。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提案得到了政府部门的重视，行动目标实现。

6.媒体

媒体是政策网络中常见的行动者，其行动目标是利用自身拥有的资源即新闻报道权引发社会高度关注。

微博打拐行动发生后，各大主流媒体纷纷迅速回应，表示要重视民间力量的成长，倡导民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东方卫视《东方直播室》栏目还邀请微博打拐热点人物邓飞和被拐儿童彭文乐与父母讲述打拐经过。

2011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时评：“微博打拐验证民众智慧理性”

，指出“‘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是网络时代典型的公民行动。

在知名学者的带动下，这次行动通过微博激荡起一波一波的浪潮。

不仅有大量社会名人参与街拍，还有慈善基金参与进来，以求建立数据库和培训志愿者，各地警方也接连出警调查核实，公安部以及许多地方公安机关都明确表态支持这样的民间行动，部分全国人大代表还表示准备在今年两会上就此提案”

。

“以民间力量参与社会管理，是社会建设不容忽视的力量。

随着现代公民的公共意识不断生长，很多公共事务正是因为充分吸纳大众参与，才避免了走向某种偏失。

从这个意义讲，充分呵护社会力量的生长与壮大，让社会呈现更大的希望与活力，本身就是现代政府的责任。”

2011年2月17日，《解放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微博打拐，如何理性推进社会建设”

，文章写到：“‘微博打拐’用一次切近普通人生活场景的实践，呈现出一幅流线型的传播图景：知名学者——微博大V——线下媒体跟踪报道——官方回应并拿出对策。

而在这条核心传播链的辐射下，人大代表、热心网友和有关职能部门的积极回应与介入，将整个议题推向了纵深。

当大家都在一个共有的美好愿望下，不回避任何可能的观点碰撞、意见互动时，真相与真知灼见令可能相伴而生的盲从、谬误、偏见、短视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