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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旷朗清风惹人喜苏轼的人生超越（第12页）

要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我们需要明白一个事情，就是苏轼于王安石都是欧阳修门下的学生。

然而，在这句话里，苏轼竟然将自己说成是王安石门下的学生。

我想，一方面是出于客套，这当然是可以的。

然而，我们只要联系到当时苏轼处境来分析，就可以窥测出苏轼内心的真实想法：苏轼是真的佩服并尊敬王安石，并希望自己能够被王安石所用。

我的这个推断，并不是乱说，事实证明，这次苏轼在江宁与王安石相处了一个多月后，他对王安石以及变法有了新的认识，而且，也正是因为这种认识，影响到苏轼今后的政治生涯。

到了宋神宗元丰八年，即公元1085年，苏轼的仕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一年的三月五日，发生了一件惊天的大事，年仅38的宋神宗病死了。

即位的皇帝为赵煦，年龄也很小，才10岁，史称宋哲宗。

由于宋哲宗年龄太小，无法执政，就由高太后执政。

这个老太婆一上台后，就迫不及待的启用了当年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任命他为尚书做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朝政大局。

由此，北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史称元祐更化。

元祐是宋哲宗即位时的国号。

而更化的意思也很好理解，就是要废除新法，恢复旧制，大走“司马光路线”

。

司马光上任后，他得工作重心就是贬黜当年变法的人物，提拔在宋神宗时期被贬谪的人物。

也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苏轼东山再起了。

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苏轼可谓是“平步青云”

，从一个犯官扶摇直上为朝廷三品大员——翰林学士及知制诰。

现在，可能有人就要提出疑问了，前面刚说到苏轼受到王安石的影响，如今苏轼因为司马光的上台而做到了朝廷三品大员，那苏轼肯定就是跟司马光是一丘之貉。

这两者之间岂不矛盾？对此，我们来看苏轼在宋哲宗时期是如何对待元祐更化的。

换句话说，苏轼在对待革新变法以及当年参与变法人物的问题上持的是什么态度。

按照司马光的个性，那肯定是全部推翻。

当然，后来他也觉得王安石变法的某些内容还不能推翻的，又恢复了其中的部分内容。

而苏轼的态度与司马光是有区别的。

也就是说，苏轼比原先更理性了，不是一味的的去反对。

举个例子来说，苏轼在考核官员的问题上，他认为，“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偷；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

。

（《苏轼·试馆职策问》）什么意思呢？如今的朝廷如果还采取宋神宗时期的治国方略，就会导致朝廷的各个部门不会尽职尽责，效率低下，甚至是消极怠工的后果。

如果依旧采取宋神宗时期的励精图治，锐意图强，就会导致朝廷各部门不能整整领会皇上的意图，甚至人心混乱，严刑峻法的恶果。

苏轼的这个观点看起来是有些偏执，因为苏轼是将矛头直接指向王安石变法。

其中一个很明显的意图就是说王安石变法过于激烈，过于刻板。

那么，在苏轼看来，到底该如何做才好呢？

对此，我们可以在苏轼的一篇名为《辩馆职策问札子》的文章里找到答案，即“校量利害，参用所长”

。

这句话很好理解，就是权衡比较新法的利害得失，选择那些有利于民众与朝廷的政策。

言下之意，苏轼并没有完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他认为有些内容还是挺不错的。

比如，免役法。

原先苏轼是坚决反对免役法的。

但自从他到地方任职后，实践的经验与事实告诉他，免役法确实要比差役法要好得多。

因此，苏轼坚决维护王安石变法中的免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