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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三国时期的兵制（第5页）

不过，此时劳动力紧缺的矛盾己日渐尖锐，曹操绝不会把收编之余的大量黄巾降户驱归政敌。

因此，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将黄中余众随宜安置，而青州兵固定由这些黄巾降户补充。

青州黄巾降户因此成为有剔于一般民户的特殊社会集团，充当青州兵的特定兵源。

这样一来，充任青州兵的兵役义务落到了一部分特定的人身上，这实际上是兵民分离的最初尝试。

青州兵固定由青州黄巾降户补代的原则确定之后，下一步自然是产生出规范化的补代制度；而“父死子代，兄终弟及”

。

魏、吴世兵制的异同

孙吴的世兵称“兵户”

。

《三国志·吴志·三嗣主亮传》：“（孙亮）

又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余人，选大将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为之将帅。”

兵子弟，即兵户子弟。

《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帝王世纪》：“及魏武皇帝克平天下，文帝受禅，人众之损，万有一存。

景元四年，与蜀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人。

又案正始五年，扬威将军朱照日所上吴之所领兵户凡十三万二千，推其民数，不能多蜀矣。”

据此，孙吴兵户制度同样具备兵民分离和父死子继两个基本内容。

但是，孙吴兵户的补充和管领具有自己的特点，与曹魏士家制有别。

孙吴兵户制度与曹魏士家制度的第一个不同，是曹魏士家、郡县民、屯田民三者界限划分得比较清楚1，曹氏政权注意保持他们各自承担义务的稳定性，不随意打乱这种界限，以求稳定封建秩序。

因此，曹魏士家基本上是依靠本阶层自身的人口增殖来补充的。

这是比较有利于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政策。

这不仅体现了曹氏政权法治精神较强，比较能作到政令划一，且有一定的战略远见；同时也反映出曹魏人口众多，有条件对民众实行社会分工。

孙吴则不然。

虽然孙吴政权同样将国家控制的人口划分为郡县民、屯田户、兵户三个部分，兵户的补充除了靠本阶层自身的人口增殖外，一直实行“强者为兵，羸者补户”

（《三国志·吴志·陆逊传》），使郡县民乃至屯田民向兵户单向流动的政策2。

因为孙吴兵户实际上是用军法管束的劳动者，他们受封建国家的控制与支配比民户更强烈，他们创造的物质财富被统治集团用最直接的方式攫取。

孙吴实行大族将领世袭领兵制，相当数量的兵户被划归大族将领支配1，而且这种支配与被支配关系世代相袭，形成“世兵世将”

2。

兵户的数量越多，各大族将领所分得的人口就越多，因而大族势力自然是这一政策的积极维护者。

曹魏士家，实行“人役居户，各在一方”

（《晋书·刘颂传》）的“错役”

制度3。

而孙吴兵户莫不携带家属，随军屯垦，因而孙权指责曹操错役之1曹魏不仅士家有专门兵籍，改变身份需制诏；屯田民与郡县民也不能随意混杂。

《三国志·魏志·司马之传》：“武皇帝特开屯田之官，专以衣桑为业。”

屯田民又称“典衣部民”

，不属州郡。

同书《贾逵传》：“其后发兵，泓农在守贾）逵疑屯田都尉藏亡民。

都尉自以不属郡，言语不顺。

逵怒，收之，数以罪，挝折脚，坐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