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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土豪劣绅产生原因（第2页）

衙门吏胥虽直接代表统治者和人民接触，但其社会地位特别低，受人奚落和轻视。

乡绅是不出面和衙门吏胥直接在政务上往来的。

同样，乡约地保也是一个苦差，大多由平民百姓轮流担任。

当乡约地保从衙门吏胥那里接到公事后，就得去请示乡绅。

乡绅如果认为不能接受的话就退回去。

因为违抗了命令，这时乡约地保就会被胥吏送入衙门。

于是，乡绅乃以私人关系出面和地方官交涉，或通过关系到地方官的上司那里去交涉。

交涉成了，县衙命令自动修改。

乡约地保也就回乡。

费孝通将上述权力运作过程称之为“双轨政治”

。

所谓“双轨”

乃指由自上而下的皇权和自下而上的绅权所构成。

县以上通过官僚实现政治整合，县以下则通过乡绅实现社会整合。

两者互为制约和补充。

在皇朝兴盛时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传统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交接关系，并确保了传统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行。

在官民之间的三个中介群体中，衙门吏役和乡约地保均是社会边缘人物，社会地位低下。

但他们常能利用自身的职位作为赢利的工具。

美国学者杜赞奇在研究20世纪前半期的华北乡村社会时，将这批人称之为“赢利型国家经纪”

。

与之相对，他将那些在地方上享有声望，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地方利益的乡绅称之为“保护型经纪”

。

很显然，在中国传统社会基层权力结构中真正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是后者，而非前者。

绅权作为一种社会性权力，是法理权威和个人魅力权威的结合。

绅士既与国家官僚体系休戚与共，而同时又与基层民众保持着密切联系，成为官与民之间的缓冲与中介。

作为官系统的触角的延伸，绅士配合官府向人民征收赋税，维持地方治安；与此同时，作为基层民众的代言人，绅士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地方利益的代表，有时甚至会与损害地方利益的官府发生冲突。

正是绅士在官民之间上下沟通，并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传统国家与社会的整合。

这是中国传统基层社会权力结构的基本构架。

在辛亥革命以后，在王朝政治体制和行政机构分崩解体的历史大背景下，位于旧秩序深层的基层社会权力结构有没有发生变化？若有，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对民国时期的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传统士绅的没落

“一谈到‘绅’，便联想到‘土豪劣绅’”

。

章开沅先生这句话于不经意间道出了民国以来“绅”

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结构中最早发生近代裂变的，正是官民之间的中介群体“绅”

。

作为社会恶势力之一，土豪劣绅自然历代皆有。

但土豪劣绅凸显成为一个势力庞大的社会群体，却是民国时代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畸形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