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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条主义产物－中国富农（第4页）

有关这种情况，事实上中国的**人也非常明白。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早先开始接受这一概念时，就注意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从不特别强调其资本主义剥削的性质和特点。

如**90年最早对富农这一概念的解释就是：“有余钱剩米放债的”

。

以他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随后发布的文件更明确规定：凡“自己耕种同时有多余土地出租的”

；或“土地劳力两俱充足，每年有多余粮食出卖或出借的”

，或“雇佣工人耕种的”

农民，均可划为富农。

[0]

但如此解释不可避免地会把所有稍有经营能力的农户统统列入到要打击的对象之中。

如两三个月后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就把农民中间一切有雇工、出租耕牛，包括做粉干蒸酒卖钱的农户，都归入富农之列。

并且对有类似行为的部分中农及贫农，也明令要特别注意。

说是因为他们“虽然目前还未成为富农，但他们却含有或多或少的富农的剥削，因此脑子里也有富农的幻想与企图。”

其实，雇工、出租、借贷、经营小买卖等等，原本只是农村生产经营和农民日常生活的不同手段而已。

无论雇与出雇，租与出租，借与出借，买与卖，都只是一种经济行为，依照的是通行的社会交易规则，并不能简单地定义谁剥削了谁。

[2]无论穷富，均可能发生。

比如，因为自然条件等种种环境关系，一般农户也未必没有余粮剩米出卖或出借。

若因为有余粮剩米出卖或出借，就定为剥削，自然会造成极大混乱，乱打乱划势不可免。

因为标准太过混乱，为加以规范，9年0月0日，中华苏维埃政府曾发布了一个特别着重针对划分富农成份和解决相关问题的决定。

决定明文规定：“劳动是区别富农与地主的主要标准。”

“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

所谓有劳动，是指“在普通情形下，全家有一人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从事主要的劳动”

，每年劳动不满三分之一时间叫附带劳动。

“从暴动时起，向上推算，在连续三年之内，除自己参加生产之外，还依靠剥削为其全家生活来源之一部或大部，其剥削分量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者，叫做富农。”

[4]

不管是否雇工、是否经商，即是否有资本主义方式的剥削行为，只要有“剥削”

，同时又有劳动，就算富农。

这样一种办法，明确是明确了许多，但不仅混淆了地主与富农的界限，且其以剥削收入超过全家年总收入5%的标准，把划富农的标准更随意化了。

因为，在何为“剥削”

混乱不清的情况下，农民除农田耕种外的任何一种谋利行为，都可能被算成“剥削”

。

而5%的份额，对于许多劳力不足需要帮工，有余粮剩谷需要出卖，为了家计必须经营小买卖的农民来说，动辄就会超过。

因此，乱打乱划富农，成为**土改运动中的一种难以克服的顽症。

947年前后，在**解放区内展开的土改运动，不少地方把农村人口的四分之一统统划成了地主富农，然后仿照苏联当年的办法，剥夺财产，扫地出门，并且为分浮财、挖底财而乱斗、乱押、乱打、乱杀，致使在短短几个月里，就死了25万人之多。

[5]

947年土改乱划成份所导致的严重错误，促使**中央在94年初不能不迅速设法提高划富农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