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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条主义产物－中国富农（第5页）

这就是，把富农家庭的“剥削”

量标准，从5%提升到25%。

**中央明确电告各中央局：“富农中农的界限定为剥削收入是否超过四分之一，这在计算上要增加一些麻烦……但比较合理。

因自己劳动收入如达百分之七十五以上，还要认为是剥削阶级是太勉强了。”

[6]只是，由于何谓“剥削”

依旧没有一个科学标准，因此“剥削”

量提高到25%，各级党委和基层仍旧无从准确掌握。

对此，**也别无良策。

他在949年初提出的办法是：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定出一个比例数字，告诉土改的干部严格掌握。

比如划为地主、富农成份者不得超过农村人口的%，把地主富农的数量控制在这个比例数之内，他相信这样至少可减少发生扩大化的情况。

[7]

基于建国之初统战政策的考量，**在950年月根据斯大林的提议，进一步提出了中立富农的策略。

但是，这一意见却没有得到多数**干部的赞同。

从**到各中央局，都有不同的法。

**中南局书记邓子恢明确讲：江南各省并无土地集中的情况，许多地方地富连同公尝土地[9]加在一起，还不到50%，不少地方地富土地只占0%左右。

如果不动富农土地，则贫雇农所得无几，土改将失去意义，农民发动不起来。

而且富农见地主和公尝土地都分了，也不会相信**会不动他的地。

结果势必两头不讨好，政治上将陷于不利。

[90]考虑到种种情况，**只好做出了让步。

在**中央950年6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里，可以清楚地出两种不同意见的妥协折衷的结果。

其中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

但对主要不是靠雇工经营，而是靠出租土地获利的所谓“半地主式富农”

的出租土地部分，应予没收；对一般富农出租土地部分，同意“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

[9]

从《土地改革法》和950年月颁布的《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中均可出，**中央非常清楚中国存在着许多很特殊的情况。

比如，决定中对那些自己劳动的小地主，就刻意使用了“半地主式富农”

的概念，把他们归入到了富农一类，剥夺政策上略有区别，[92]就说明了它对这类问题的确用心良苦。

但只要把地主、富农与剥削阶级划上等号，就势必会造成多数干部和农民群众对具有这种身份的农户的敌对情绪，和必欲剥夺其财产、管制其人身的强烈冲动。

何况地主占有土地又极其有限，对富农的剥夺实际上已经成了满足贫苦农民获取财富愿望几乎是唯一的一种补充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富农“剥削”

与否，以及“剥削”

多少当罚，多少不当罚，在许多**人的眼里，根本就不是什么重要问题。

[9]既然**中央在土改中最重视的，是如何才能发动群众，与地主富农撕破脸，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策略性地保护富农暂时不受严重冲击的设想或规定，也就注定了只会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