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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美学研究的新视野文化人类学方法对音乐美学研究的启示（第8页）

再加之实用性功能也是民族艺术自身存在和发展的需要。

随着少数民族艺术的逐渐成熟和完善，艺术的非功利性就会成为艺术审美态度的主要方向，而实用性会逐渐丧失在审美活动中。

因此，民族艺术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艺术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消长关系，也是一个实用的非审美态度向非功利的审美态度的转化过程。

第三，综合性（文化混融性）。

少数民族音乐是一种古老的传统艺术，其中蕴涵了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而作为一种重要的审美经验，积淀在民族审美心理结构中。

所谓生命意识就是活动中的自由意识，一种企图摆脱来自物质和精神领域的束缚的自由意识，一种情感化了的灵魂意识和道德意识，它们包含在人类一切行为之中。

使民族意识充满了浓郁的生命意识。

就民族音乐而言，它们在旋律、和声、音色等运用上显得都很丰富，而少数民族音乐的节奏是民族音乐中最为突出的。

如布朗族、阿昌族、畲族的音乐节奏感十分强烈。

有些民族的音乐在四要素的运用上都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像维吾尔族的《十二木卡姆》，纳西族的《白沙细乐》等。

但所有的民族音乐都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那便是突出地注重节奏的应用，而应用节奏的根源只能是情感，因为情感本身就是人类生命意识的一部分，所以，民族音乐中突出节奏的品格就是生命意识的艺术写照。

此外，在民族服饰艺术、各民族舞蹈及民族文学中，都体现出了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

民族艺术的产生、发展及传承与它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文化发展基本上是对应的，它和人们普遍关心的焦点——生存、繁殖、发展的需要相对应。

民族艺术集中体现了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

民族艺术这种历史特点，使得整个艺术领域显现出一种动荡不安的氛围。

这种民族的生命意识已经作为一种审美的表现力和情感力积淀在民族审美结构中了。

启示三：音乐美学与人类学在学术整合中凸显和超越

现代社会的文化在急剧变迁，为学术研究的革故鼎新创造了新的契机。

中国学术理应相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基础而存在，这样有益于中国问题的解决并体现出应有的价值。

研究当代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原则，我认为不应忽视中国少数民族艺术，尤其是其音乐艺术的审美文化和审美实践，并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审美活动和审美文化的创造实际出发吸收一些资源，滋生出一系列新质。

音乐美学进行人类学转向的结果，是音乐美学发展过程中进行学科转向、视野变更和路径调整的策略之一。

这似乎先天性地赋予了人类学和美学具有学科联袂、派生关系的特征。

在当时的历史处境中，对音乐美学的发展起到一种转换视角和超越困境的策略功能，通过对具体艺术形式（如音乐、歌舞、戏剧）的人类学研究，来不同程度地推进音乐美学的进展，至少，音乐美学研究中人类学视野就为美学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冲突化解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从学科研究对象而言，美学与人类学关注的核心是人类的艺术现象和艺术活动，而艺术现象和艺术活动所体现出来的人类审美经验，恰恰也是音乐美学所关注的焦点。

由此而言，它与音乐美学在研究对象上有着共同的关注焦点。

20世纪90年代中叶中国出现的一门新兴学科——审美人类学，它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和概念，系统，研究和阐释美学问题和审美现象，希望通过田野调查的手段深入到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从现实体验出发，把握少数民族深隐的底层文化和边缘文化，通过解读少数民族文化的符号密码和揭示其文化为模式，达到探求其文化体现背后隐藏的被社会约定俗成的一套规则与禁忌，最终挖掘出其文化中蕴含的鲜活生命力。

审美人类学崭露头角之初，并未得到国内多数学者的认同与重视，但一些学者在长期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以审美意识形态和审美制度为中心的审美人类学理论，在国内美学界引起了普遍关注。

尽管目前在音乐学界，关于音乐美学与人类学方法的结合远未达到像审美人类学学科的发展程度，但我们可以从20世纪80年代国外一些人类学家在关注文化、艺术中的审美现象和情感表达方式所做的相关研究中，可以品味出这其中的一些踪影，如1992年，美国人类学家库特编辑出版的《人类学、艺术与美学》一书，提出美学人类学的说法。

1996年，范·丹梅撰写《美在语境中——走向人类学的美学探讨》，美学人类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的轮廓日益清晰。

此外，罗伯特·莱顿的《艺术人类学》，沃尔夫冈·伊塞尔的《走向文学人类学》，哈彻的《作为文化的艺术：艺术人类学导论》，布洛克的《原始艺术美学》，安东尼·泰特罗的《本文人类学》等著作，也都是基于美学立场来对各类艺术形式（其中也包含了音乐舞蹈）进行研究，只是在研究的路数上按照人类学的方式而已，所以，从美学立场上来看，这都是人类学走向成熟的标志。

然而，他们的研究旨趣主要是美学研究，真正从人类学学科立场出发进行艺术研究的似乎还很少。

当代音乐美学研究的这种新视野，是从人类学视角对音乐艺术作出关照和把握。

人类学常把音乐艺术当做一套象征符号体系来对待，所以，对音乐艺术的理解，就成了对音乐艺术符号的象征含义和文化意义的解读，这又是现代音乐人类学的焦点问题。

而音乐人类学研究的首要问题便是诠释音乐艺术符号得以存在的文化生态，也就是对音乐艺术符号的外显媒介和载体进行通透的把握，实际上也就是对音乐艺术赖以存在的特定群体的生活进行整体性的观照。

通过透视音乐艺术符号的文化生态特征，方能进入到音乐艺术本身去探究其所包含的内隐的文化价值和潜在意义，才能富有体验性的准确理解音乐艺术的符号意义，而不至于发生理解不透或理解过剩这样的误读行为，最终才能以艺术符号作为切入点达到对特定群体的理解，即由理解艺术到理解人。

也就是说，音乐美学的人类学视角不仅仅对音乐艺术作出理解，它更多的是寻求和把握音乐艺术存在的整体文化格局，深入透析生活与艺术的互动关系，揭示音乐艺术何以产生、何以发展和演变的人类学根据。

音乐美学研究中的人类学方法，在操作上表现出来的学科特质便是从人类学中整合而来的音乐民族志方法。

音乐民族志方法主要是一种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研究方法，研究者尽可能地进入到某个特定群体文化中研究其音乐活动，并从当地人内部的视角提供有关意义与行为的解释。

该方法的一个重要理念便是文化整体观，即“对某一文化进行全貌性的深入研究”

，实际就是强调文化的相关性、联系性，即使是对某一单个音乐文化现象进行研究，也得综合关注这一单个音乐现象与其他众多音乐现象呈现出来的整体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