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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7章（第1页）

这种“并费入税”

的思路、做法，乃至过程、结局，同清代“耗羡归公”

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乾隆时，权宜之计的耗羡归公，作为永久的定制确立下来，养廉银成为官员的个人收入，耗羡不仅受到中央的严格监管，而且被中央用于解决有关用度。

一些地区，如江浙等地原每两赋银加耗羡五分，几年的时间就增至每两加一钱。

乾隆帝传谕各省督抚严饬有司，耗羡一项可减而绝不可增，可格外从宽断不可额外多索，违者从重治罪。

乾隆十五年（1750），户部最终出台详细规定耗羡支出的“耗羡章程”

。

地方公费再度虚悬，地方官只得再度加派，纷纷增耗舞弊，形成“耗外之耗”

。

如四川“不肖有司”

“将戥头暗中加重”

，“有每两加至一钱有余者”

。

这在“耗羡”

之外又多加的部分，称为“平余”

。

乾隆三年（1738），清廷划一戥头，不许多取。

而原有的“平余”

即成合法：“耗羡”

之外，每百两再提取6钱归公，名曰“平余”

[49]。

后各朝又不断出现新的“规费”

，再不断进行新的“归公”

。

此种反复“并费为税”

的现象，早在明末清初黄宗羲就曾有过精辟的论述。

他以为，历史上的“并费为税”

大都可以在短期内使“向来丛弊为之一清”

，然长期而言，却与初衷相反。

因“规费”

并为正税，既使“活钱”

变“死”

，公费不敷；又取消“巧立”

的“名目”

，使人们不顾“正税”

已包含各种名目的“规费”

，而得以再度“巧立”

各种“名目”

进行加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