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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4章（第2页）

但是，没有制度化。

真正制度化是从1794年第八届布道团开始的。

这届监督官为瓦·伊古姆诺夫。

目前没发现有什么详细资料记载其人的活动情况。

但是，我们知道，他没起什么作用。

这一届布道团依旧混乱不堪；第九届布道团的监督官是谢·别尔武申，“从其外交部同僚那里接受了命令式的行动指南，沿途到北京要查明一系列问题。

首先是俄罗斯政府最感兴趣的问题，即英国政治在中国的主动性问题。

谢·别尔武申的使命就是要弄清中国对待英国的态度，以及待在中国的英国商人数量，在中国商店出售的是那些英国货物等等。

这个行动指令还包括另外一系列问题。

如约·阿·卡洛夫金使团失败的原因何在，卡尔梅克人离开俄罗斯等等问题”

[26]。

但是，它究竟是否完成了这些使命？不得而知。

看来也没有起什么显著的作用，他自己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倒是第十届布道团监督官费·季姆科夫斯基，素质很高，1820-1821年在京期间，努力加强监督布道团成员们的学习和研究，素有“俄国中国学家族长”

之称。

1821年回国后任亚洲司司长。

他那本《1820年和1821年经过蒙古的中国游记》，被翻译成法、英、德、荷等各种语言，国际知名。

此后的几个监督，像第十一届布道团的拉德任斯基，第十二届布道团的柳比莫夫，第十三届布道团的科瓦列夫斯基等都很有影响。

监督官的设立使布道团的建构制度更进一步走向完善。

第二，加强布道团人员的选拔和管理。

第八届布道团大司祭索·格里鲍夫斯基给俄罗斯东正教最高事务委员会提了很多意见。

其中有几条非常重要。

比如，他提出，今后一定要选拔那些素质高，受过正规神学院教育的神职人员来北京；主张在俄罗斯和北京开办汉、满语学校；加强大司祭的权威，并制定惩罚那些不守规矩不服调度的一般布道团成员的条例等等[27]。

这些建议在以后，都不同程度地为沙俄政府所吸收，为进一步完善布道团起了很好的作用。

比如，关于“惩罚行为不端的布道团成员”

这一条，此后就开始实施。

第九届布道团成员“巴利莫夫斯基，格拉莫夫和修士辅祭涅克塔里亚酗酒。

后者在1810年被遣送到伊尔库茨克，被褫夺神职，发配到军队里服役，格拉莫夫则服毒自尽，巴利莫夫斯基也于1814年被遣送回伊尔库茨克”

[28]。

索·格里鲍夫斯基本人在职时，就身体力行，采取了很多措施，加强布道团汉学研究基础。

1795年，他首倡在北京布道团建立图书馆。

并且鉴于满清公派“先生”

的怠工情况，开“私聘”

先生之例。

这样做的后果，是进一步完善了布道团内部的“汉学教育体系”

，打下了以后几届布道团汉学研究蒸蒸日上的基础。

同时，从1807年第九届布道团开始，由派遣一般学生改为派遣大学生。

一般来说，这些大学生都来自神学院，主要是圣彼得堡神学院。

他们的素质较以前的学员为高。

这从整体上改变了布道团成员的学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