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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0章（第1页）

平心而论，许多中国文人身上的确有各种各样的毛病，诸如虚荣、自私、故作清高、拉帮结派等等，但人们应该认识到，这些毛病和缺点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由其窘迫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地位所导致的，是由“士”

所处的生存环境决定的，是他们无法自主选择的社会地位的副产品。

让有些人尤为看不惯的所谓“穷酸”

，许多时候不过是知识分子在外界巨大压力下的“自我心理平衡”

之策。

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在精神和人格上的不健全和“污点”

，恰恰证明了文化在中国专制主义社会中的奴婢地位，证明了士子们在这种社会结构中的无权和“从属”

。

无权则无“独立性”

，从属于王权则处处受掣，有何尊严与人格可言？所以，被指责和批评的不应仅仅是“文人”

，“士子”

，更应受到批判的是几千年来专制主义的政治－社会结构，是残暴的君权统治，是建其于亚细亚社会形态上的“普遍的东方奴隶制”

。

《康熙王朝》的编创者不去分析和体会“士”

的生存境遇，不去批评这种恶劣的社会境遇对“士”

精神及人格的摧残和压迫，而是揪住“士”

的“小辫子”

不放，通过姚启圣和李光地两个人物形象，讥嘲“士”

的自私、虚伪、轻狂、“不识大体”

，反衬康熙的精明、宽厚、“知人善任”

、博大胸怀和“驭臣之术”

的高超。

我始终不明白，《康》（以及《雍》）的编创者们既然了解一些历史，又能编写剧本，似乎也可归入“文人”

范畴，他们怎么就对自己的前辈如此缺少同情，如此刻薄无礼？同时，怎么就对高高在上的皇帝如此亲近，如此厚爱？作为&ot;知识者&ot;，他们不可能对自己的这种“反智主义”

没有察觉，那么，为什么不对这种思想倾向予以审思，而是任由其在一部自称为“正剧”

的作品中“发挥光大”

？也许，对权力的过度亲近，使他们早已忘却了自己的“文人”

属性；也许，知识分子的清高自傲，对于他们已经意味着一种鄙夷，让他们不舒服；也许，知识分子对“道”

的坚持、理性态度和对社会不义的审视，对于他们以及他们为之服务的权力，构成了一种批判，一种不认可与不合作的立场，这些都让他们既恼火又厌恶而且无奈，于是，便在这样一部历史剧中来渲泄这种种复杂的情绪。

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还不忘借用中国社会的“反智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