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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0章（第2页）

没有经过任何谈判，英使团几乎等于被强行驱逐，只收到清廷一封词语强硬、全盘拒绝英国要求的敕书。

历史的经验证明：像中英这样两个遥远、隔离、互相生疏的主权大国，一下子不可能就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达成协议，甚至对话也难于开始。

只有逐步加强接触，增进了解，才能进行有效的外交谈判。

在当时最需要，也是较现实的是维持相互联系，通过积累，创造有利的谈判环境，而不是达到什么外交成果。

如果说，十八世纪中英之间的平等交往尚有可能，那末，到十九世纪中叶，机会已逝，两国以兵戎相见，英国把条约枷锁强加于中国，只有城下之盟，再也谈不上对等和平等的谈判了。

我们可以看到马戛尔尼使团在归途中和中国陪送大臣短期接触、对话，相互关系取得某些改善，但毕竟时间短促，不能产生明显的效果。

使团从北京至浙江，由军机大臣松筠陪送，共一个月零两天，从浙江至广州，由新任两广总督长麟陪送，共一个月零八天。

他们两人在沿途和马戛尔尼多次长谈，内容广泛，涉及外国的政治、贸易、外交制度、中国的法律、习俗、中英关系中的纠纷和贸易、税务弊端等等。

松筠和长麟都是清政府中开明而能干的官员，他们在短期接触中对外部世界中英贸易开始有所了解。

他们的意见禀告清廷，可能影响了皇帝，乾隆的态度有所缓和，给英王写了第二道语气较为温和的敕赖书，并允许英国使团隔年再来。

马戛尔尼在与松筠、长麟接触之后，沮丧的情绪有所改变。

“在北京时候，他确实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有所怀疑，但后来松大人在赴杭州的路上以及总督自己（指长麟）向他做了解释并传达了皇帝陛下的真实心情，他已经感到放心，相信英国在华臣民的利益将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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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重温这段历史，看到了二百年前在我们国家面前曾经出现的机会以及机会如何失去。

一方面历史有其必然性，古老的中国在面临历史转轨的时刻显示其内部结构的牢固顽强，反映在人们的观念和行动上对于外来挑战和实行变革毫无认识，缺乏准备，难于适应，不愿打开中国的大门。

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各种人物和势力的影响，各种偶然性对历史进程的作用，特别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乾隆帝在关键时刻的短见和失误。

历史规律体现了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受环境的制约，乾隆的政策正是封建小农社会的产物。

但历史又是人创造的，人具有改造环境，影响历史进程的能力。

英明的领导者善于体察形势，顺应潮流，判断利害得失。

他们应该看到平常人所不易看到的、眼前利害之外的事情，想到那些过后看来一清二楚的道理。

他们像翱翔天际的雄鹰能够眺望地平线以外正在迫近的对手，并且有意志和力量推动和带领他的国家准备应付未来的挑战。

乾隆帝国内的政策和治绩相当成功，经济和政治力量臻于极盛。

但是，他的对外政策是失败，他没有觉察到盛世中隐伏的危机，没有意识到外部世界的广阔性和先进性。

自我封闭、虚骄自大、故步自封，陶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拒绝和外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堵塞了交流的渠道，失去了借鉴和学习外部世界的机会，延误了社会的发展，增加了中国发展前途上的困难，这就是我们研究乾隆朝对外关系得出的主要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