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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章（第2页）

精英们经常被打打耳光，其实是一件好事。

苏辙当年在讲北方人和四川人的区别时曾经说过，宋代的北方人脾气暴躁，官府有什么欺压，他们就闹事反抗，虽然难治理，但也因为这样，他们的怨气发泄了，闹不出大事来；而四川人就很忍耐，官府再怎么样欺压，他们都忍气吞声，但到了他们不想忍的时候，那就一定是大乱子，远比北方难以收拾。

这个道理，也适合于今日，经常被打打耳光，其实是对精英们的拯救。

我没那么天真，认为耳光会让他们反醒，但是耳光至少会让民众的怨气发泄出来。

若是老不被打耳光，等着他们的，可不会是什么好结果。

所以，站在我的立场，我或许会认为打人是不对的。

我坚信一个道理，如果你不给民众反抗的渠道，民众就可以通过任何渠道来反抗。

这个道理，高于精英们制定的游戏规定与世俗道德。

而具体在这件事上，无论是海外精英们夸夸其谈，还是国内精英们掩耳盗铃，亦或是愤怒青年们愤愤不平，都改变不了这样一个现实——这件事情说是草根与精英的对立，其实根本是一个误会。

这根本不仅仅是草根与精英之间话语权不平等的问题。

阎会长的历史观，可以上tv，但是反驳他的言论，别说tv，国内任何一家媒体，都没有这个胆子敢登。

这个不管你是精英，还是草根，都无区别。

因为阎会长是少数民族，一等公民，他当然有学术自由，但二等公民说话，是不能破坏民族团结的。

某派津津乐道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这里是不存在的。

而且，这方面的打压，连口口声声言论自由的海外精英们都是赞同的。

我就曾经在联合早报上看到过海外华人学者的评论，公开建议中国政府打压、钳制东北工程的历史研究，以免伤害中韩邦交。

中韩邦交尚且如此重要，可以牺牲学术自由，更何况民族团结？

明白于此，我们才能明白这件事的根源在哪里。

否则跳出来乱说话，就难免“支持野蛮”

、“大汉族主义”

、“汉族沙文主义”

之类的帽子一顶一顶飞过来，最被请进某机关喝茶都不明白怎么回事，那可就冤枉了。

我自小就爱读鲁迅，长大以后又读论语，鲁迅和孔子，都教给我一个道理。

在这个时代，我们最好“危行言孙”

。

我记得一个哲人说过，我们应该说真话，但我没们有义务把真话全部说出来。

在这个时代，别看不起儒家，多多读读论语，还是有用的。

打人啊，辩论啊，其实都大可不必，而且风险也太大。

我也读过太多的例子，历史上，有无数人的想按照自己的心意打扮历史，而且直到今天，也有无数的小丑与白痴，也以为历史真的可以被人打扮，并且跃跃欲试，但是，历史的回答就是，记下他们所做的一切，留给后人去看。

所以，对这些事情，原本不必太在意。

我一向对自己的要求便是，远离是非，多做点建议性的事情。

与其声嘶力竭的说“历史不是他说的那样的”

，还不如平平淡淡的把自己理解的历史说出来，如果对自己有信心的话，就也会相信多数人的判断力。

一点一滴的去做，最后总能积成大江大河。

学历史的人，应当从历史中学到教训，历史的维度是百年、千年、万年，不是一年、两年、十年，若是弄错了这个维度，就容易迷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