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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零五章 开始6（第9页）

神权的确立及其教会财产的合法化。

在使西方人的宗.教信仰由多神教变成一神教的同时，也使古希腊遗留下来的一元社会随之退出历史舞台，西方社会的权力结构逐渐由一元变成二元，神权与王权、教会与政府、僧侣与俗人、宗.教法与世俗法的并存，构成了古罗马社会结构的二元化：一是僧俗并存并日趋走向政教分离，二是自上而下的封建和自下而上的自治并存。

正是在两种不相上下的社会力量及其制度的相互对抗中，西方社会才能逐渐形成两种统治力量相互制约的权威均衡，为西方制度向自由宪政的演变提供了成熟的社会条件。

为西方法治秩序的形成提供超验基础。

在教廷成为古罗马的国教之后，不仅教会法在技术上为世俗法提供了可资效仿的对象，而且对来自超验正义的教会法为法治秩序的超验基础，于是，西方人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法治思想：法律如若要形成稳定的普遍的规则，首先，法律来上帝的意志，乃善法而非恶法，《摩西五经》是法律的原型；而法律如果仅仅来自恺撒，就很容易变成主要服务于统治者意志的恶法。

其次，法律只有被信仰，才会被尊重、被自愿服从，整个社会才能具有以遵纪守法为荣的公共意愿。

否则的话，法律要么变成“恶法”

，只服务于统治者的意志；要么形同虚设、被法律之外的潜规则代替。

从培育西方人文精神的教廷从人文精神的特质和文化发展的角度讲，教廷为西方文化提供了精神、制度和物质的伟大贡献。

教廷的教义及其神学思想，对西方的人文学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影响。

教义提供普世道义，拉丁文提供统一文字，自耶稣殉难以来的西方，没有教廷背景的一流精神产品，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无论是神学、哲学、文学，还是绘画、音乐、建筑，只要是人文和艺术的创造，无一不打上鲜明的教廷印迹。

不要说神权时代的人文精神被教廷信仰所左右，即便是在理性化世俗化的近、现代西方，教堂精神也为人文创造提供深层的滋养。

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和非理性主义运动之中诞生的文化巨人们，尽管以复兴古希腊的理性精神来对抗神权主宰的中世纪，但是从但丁的《神曲》到意大利三杰的绘画，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到歌德的《浮士德》再到贝多芬等人的交响曲，从康德的绝对律令到尼采的超人，人们都能看到教堂受难的形象和听到天国的钟声。

可以说，教廷已经渗入了西方文化的血肉之中。

特别是那种指向绝对价值的超越精神，已经成为西方文化的最醒目的标志。

教廷教会和神职人员在保存古代文化遗产方面贡献卓著，不仅是与教廷传承直接相关的古典遗产，还有大量异教和异端的文献资料。

经院神学家对古典哲学做出的独特性解释，对古典精神的传承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教会开办的神学院为西方高等教育体制奠基，是西方的近、现代的大学及其研究制度的母体。

教会、修道院和神学院训练出大量的教师、学者、法官、外交官和内阁大臣。

教会的慈善事业也包括资助艺术创作，西方的音乐、绘画和建筑所达到的艺术高度，没有教会所提供的精神资源和物质支持，也是难以想象的。

近现代以来，借助于强大的经济、先进的技术和优越的制度，教廷的信仰征服已经从西方向非西方国家扩展，而且一直持续到当代世界。

教廷及资本主义文明具有强烈的扩张性，先后造就了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和二战后的美利坚新帝国，并由武力的征服和占领的殖民扩张演变为资本的扩张和福音的扩张（道义扩张），教廷为西方文明的扩张意识注入了“传播上帝福音”

的道义动力，其世俗化进程表现为经济上的自由市场的全球化和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的全球化。

在“资本”

为了利润而进行的无远弗界的扩张中，虔诚而富于献身精神的传教士，也不惜历尽千难万险地传播福音，甚至于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西方传教士的足迹。

进入20世纪之后，人类历史富于戏剧性的发展证明：自发形成于特定地区的教廷、市场经济和自由宪政，之所以具有难以抗拒的扩张性，就在于它们具有其他文明所缺乏的与人性的内在契合性——善待人性、确立人的尊严、鼓励自由竞争、确保和平秩序和激发人的首创精神。

所以，西方文明逐渐显露出其普世性品质，被越来越多的其他地区和其他文明所接受，甚至演变成难以抗拒的历史大势。

教廷作为其中最主要影响最大的代表，必将引领西方宗.教不断在世界上扩张，不管教廷曾经在发展中走过什么歧途，它的未来仍然是充满无限生机的，它将解救一批又一批生活在困难中的人们向心中的圣地迈进，寻求光明未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