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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长孙无忌（第10页）

长孙无忌说:“律增甲乙之科，以正浇俗，礼祟升降之制，以极颓风。”

他认识到刑罚的“正浇俗”

的作用，但他和前人说法不一样，首先，西汉时《大戴礼记》认为礼被破坏，世俗才浇薄，才有动用刑法的必要。

长孙无忌认为，时俗浇薄与淳厚，是由于失礼与否而在时间上是截然分开的，一个国家任何时侯都有浇薄的风俗存在，因此，不可以须臾废弛刑罚，只不过有时情况严重，刑罚用得多些;有时情况较好，刑罚用得少些。

其次，是只有刑律才有“正浇俗”

的作用，礼也有这个作用，只不过是所用的手段不一样，刑律用科罚来体现，礼则用升降其规格来表示。

关于立法方面，长孙无忌认为:“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诛过误也，及以防奸恶而救患、检淫邪而内正道”

。

这里，着重体现了教育的方针。

诚然，法律本身是有一个教育问题，法律是通过惩罚犯罪行为而收到教育效果的。

然而，强制性却是法律的本质和特点，如果回避惩罚而侈谈“救祸患”

、“内正道”

，那就失去了法律的质的作用。

长孙无忌把立法的基点放在教育上，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唐朝法制建设，同时又掩盖了阶级

的残酷性。

长孙无忌在理狱方面，也有很多独到的见解。

所谓理狱，就是说的诉讼。

长孙无忌认为，后之理狱者，则不然，来讯罪人则先为之意，及其讯之，则驱而致之意，谓之能。

不探狱之所由，生为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为刺，谓之忠。

长孙无忌讲得这样透彻，不可谓不精辟。

也就是说，那些办案的封建官吏，不分青红皂白，在没有审讯犯人之前，就作了主观臆断，进行所谓“有罪推论”

，把未经审判判决的被告叫做罪人。

这样，在审问时，实行逼、供、信，迫使达到他的预断。

他们不去侦查案件产生的因果关系，不去研究案件本身应该用什么法律条文进行恰当的判处，而是以探求君主的意图进行随心所欲任意的判决，这种官吏竟然被荒唐地称为“忠臣”

。

在这里，他揭露了封建官吏的主观审判态度和随意断狱的恶劣作风。

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官居枢要的长孙无忌，能够这样讲是难能可贵的。

关于量刑问题，长孙无忌反对以君主个人的情趣来量刑定罪。

《贞观政要·公平》:“取舍枉于爱憎，轻重由于喜怒。

爱之者，罪虽重而强为之辞;恶之者，过虽小而深探其意。

法无定科，任情以轻重。

人有执论，疑之以阿伪”

。

故受罚者无所控告，当官者莫敢正言。

在这里，有些官吏毫不隐晦地揭露了君主任情量刑的恶果，一方面是，任情量刑与法无定科互为影响，任情量刑，必然造成法无定科、法无定科又使任情量刑滥不可止。

综上所述，长孙无忌不仅为唐太宗夺取政权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法律方面也作出了重要建树。

他的法律思想值得我们进一步去发掘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