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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盘古写作参考 昭武九姓与安史之乱关（第6页）

他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提出的隋唐制度“三源”

说，也完全是从文化和种族着眼的。

陈寅恪先生还以为“种族”

和“文化”

两个问题，实际上只是一个“文化”

问题。

他说：“总而官之，全部北朝中，凡关系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

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是也”

。

“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

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

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

陈寅恪先生的种族文化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真实的，反映了南北朝隋唐时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是，种族文化论归根结蒂是一种纯文化史观。

文化固然是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纯文化史观以文化现象代替历史发展的全部内容，就难免在解释历史时带有极大的片面xing和局限xing，就难免出现文化决定论的错误。

陈寅恪先生根据种族文化论文提出了河朔胡化问题。

陈寅恪先生把河朔胡化当作是安史之乱及其后的藩镇割据局面的基本原因。

他说：“质言之，唐代安史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fu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

安禄山，史思明出身于昭武九姓，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陈寅恪先生说：“安史之徒乃自成一义统最善战之民族，在当ri军事上本来无与为敌者也。”

陈先生还论列了其中的少数民族成份，尤其强调昭武九姓与安史之乱的关系。

实际上，在天宝年间，当时河西陇石的哥舒翰、朔方的安思顺，范阳的安禄山是那时唐朝的沿边节镇中的三大帅，他们都节制数镇，而且又都是胡族，何以独独安禄山起兵判唐而其他二人则不然呢?唐平定安史之乱，其主力为朔方军，而朔方军实一以胡人部藩藩将为其主要成份者。

其后平淮蔡，则赖李光颜之武力，李氏之军队亦为胡兵。

（13）这都说明安史之乱的爆发决非其将领之种族及胡汉族武力问题所能解释得了的。

陈寅恪先生进一步论证河朔胡化。

“河朔社会通常情态，其尚攻战而不崇文教，质言之，即渐染胡化深而汉化浅也。”

他在《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一文中指出李德裕的祖父李栖筠自河朔地区迁至李唐fu所在的长安、洛阳是由于河朔地区已是胡化区域，汉族士人无法容身。

（14）他还用秀才卢生“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

为例来证明。

实际上，这两个例证并不可能得出“河北社会全然胡化”

的结论。

陈寅恪先生又大量征引藩镇史料，说那些人或者“本是胡人”

或者是“渐染胡习、与胡人不异”

。

所谓“胡习”

陈寅恪先生指的是“尚攻战而不崇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