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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1页）

作为一位文化人类学者，我跟考古学家鲁赫瓦苏伦（khlkhagvasuren）博士密切合作。

他接触过非常多的信息，这些信息是由他的导师、蒙古二十世纪最杰出的考古学家珀理博士收集的。

逐渐地，通过鲁赫瓦苏伦，我认识了其他的研究者，他们花了多年的时间秘密工作，并且，几乎无一例外地独自进行研究，他们既不能写下也不能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

奥&iddot;普列夫（opurev）教授，是一位共产党员，作为一位党史的官方研究人员，他曾利用自己的身份来研究蒙古萨满巫师的行为习惯，并以此为线索来指导解读《秘史》中的隐含含义。

蒙古军方的萨格达（khshagdar）上校，利用他在莫斯科驻扎的身份，将《秘史》中所描绘的成吉思汗的军事策略和军事胜利，跟俄罗斯军事档案文件中的记载进行比较。

蒙古政治学者勃得&iddot;额尔登尼（dbold-erdene），分析了成吉思汗在获取权力过程中所使用的政治技巧。

所有研究成果中最充分细致的，要数地理学家苏赫巴托尔（osukhbaatar）的工作了，他为寻找成吉思汗的历史，穿越整个蒙古地区，行程超过一百万公里。

我们的小组开始合作。

我们将来自十二种语言的最重要的第一手和第二手文本，跟《秘史》中的记载进行比较。

我们展开地图，讨论不同文献和早期分析的准确含义。

毫不令人惊讶，我们发现了大量的差异和无数的矛盾，使得它们难以一致。

很快，我发现苏赫巴托是一位拘泥字义的人，一位极端的经验论者，他认为《秘史》中的每个说法都是真实的，并且他还一直力图通过科学的证据来证明它。

但普列夫认为《秘史》中的历史都不能从字面含义去认识。

按照他的观点，成吉思汗是历史上最有权势的萨满教士，该文献是以象征的方式来记载他所达到那种地位的若干神话的原稿。

如果它被破译，那将再次提供一幅萨满教士征服并控制世界的蓝图。

从我们的合作一开始，事情就变得很明显：如果没能找到事件发生的地点，我们就无法理清相互对立的各种观点和解释。

每份文献的最终检验，就是要将它放到事件发生的实际地点上去。

书本可以撒谎，但地点从不会骗人。

有关主要地点的快速而又详尽的观点，回答了一些问题，但也提出了更多的疑问。

我们认识到，不仅一定要找到正确的地点，而且一定要熟知那里发生的大事。

天气合适的时候，我们必须到那里去。

在那年的不同季节中，我们不断地往返于那些相同的地方。

那些地点散布在横跨数千平方英里的山水之间，但对我们研究来说，最具意义的地点却分布在神秘的、难以接近的地区，那一地区自成吉思汗去世以来，一直都被封闭着。

由于成吉思汗的游牧生活方式，我们自己的工作也成了一种逍遥学派式的课题项目，一种移动的，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一个地方的考古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