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中都有很多其它的工作,但是在这四百天中,他们把这本书的工作当作一种理想的实践、社会的奉献,几乎以一种﹁义工﹂的情操在燃烧。 所有的机构,从香港大学、胡佛研究院、总统府、国防部、空军、海军司令部到县政府和地方文献会,倾全力给了我支持。 所有的个人,从身边的好朋友到台湾中南部乡下的台籍国军和台籍日兵,从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到退辅会的公务员,从香港调景岭出身的耆老、徐蚌会战浴血作战的老兵到东北长春的围城幸存者,还有澳洲、英国、美国的战俘亲身经历者,都慷慨地坐下来跟我谈话,提供自己一辈子珍藏的数据和照片,那种无私的信任,令我惊诧、令我感动。 我对很多、很多人做了口述,每一次口述都长达几个小时,但是最后真正写入书中的,只有一半都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