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书屋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269章（第2页）

（范宁《榖梁传序》云然。

）吾观三家之说，诚未达乎春秋大宗，安可议其深指？可谓宏纲既失，万目从而大去者也。

予以为《春秋》者，救时之弊，革礼之薄。

何以明之？前志曰：夏政忠，忠之弊野，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僿。

救僿莫若以忠，复当从夏政。

夫文者忠之末也，设教于本其弊犹末，设教于末弊将若何？武王、周公承殷之弊不得已而用之。

周公既没，莫知改作，故其颓弊甚于二代。

以至东周，王纲废绝，人伦大坏，夫子伤之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弊。

又曰：后代虽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

盖言唐虞淳化难行于季末，夏之忠道当变而致焉。

是故《春秋》以权辅正（天王狩于河阳之类是也），以诚断礼（褒高子仲孙之类是也），正以忠道，原情为本，不拘浮名（不罪栾书之类是也），不尚狷介（不褒泄台之类是也），从宜救乱，因时黜陟，或贵非礼勿动（诸非礼悉讥之是也），或贵贞而不谅（即合权道是也），进退抑扬，去华居实。

故曰：救周之弊，革礼之薄也。

古人曰：殷变夏，周变殷，《春秋》变周（出《淮南子》）。

又言：三王之道如循环。

太史公亦言：闻诸董生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

《公羊》亦言：乐道尧舜之道，以俟后圣。

是知《春秋》参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为本，不全守周典，理必然矣。

据杜氏所论褒贬之指，唯据周礼。

若然则周徳虽衰，礼经未泯，化人足矣，何必复作《春秋》乎？且游、夏之徒皆造堂室，其于典礼固当洽闻，述作之际何其不能赞一辞也？又云：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

则夫子曷云：知我者亦《春秋》，罪我者亦《春秋》乎？斯则杜氏之言陋于是矣。

何氏所云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虽得其言，用非其所，不用之于性情（性情即前章所谓用忠道原情），而用之于名位（谓黜周王鲁也）。

失指浅末，不得其门者也。

周徳虽衰，天命未改。

所言变从夏政，唯在立忠为教，原情为本，非谓改革爵列、损益礼乐者也。

故夫子伤主威不行，下同列国，首王正以大一统，先王人以黜诸侯，不言战以示莫敌，称天王以表无二尊，唯王为大邈矣。

崇髙反云黜周王鲁以为《春秋》宗指（隐元年盟于昧传何休注然）。

两汉专门传之于今，悖礼、诬圣、反经、毁传、训人以逆，罪莫大焉。

范氏之说粗陈梗概，殊无深指，且历代史书皆是惩劝，《春秋》之作岂独尔乎？是知虽因旧史，酌以圣心，拨乱反正，归诸王道，三家之说俱不得其门也。

或问：《春秋》始于隐公何也？答曰：夫子之志，冀行道以拯生灵也。

故历国应聘希遇贤王，及麟出见伤，知为哲人其萎之象，悲大道不行，将托文以见意，虽有其徳而无其位，不作礼乐乃修《春秋》，为后王法。

始于隐公者，以为幽、厉虽衰，雅未为风，平王之初，人习余化，苟有过恶，当以王法正之（此时但见周家旧典自可理也）。

及代变风移，陵迟久矣，若格以太平之政，则比屋可诛，无复善恶，故断自平王之末，而以隐公为始，所以拯薄俗、勉善行，救周之弊，革礼之失也（言此时周礼既坏故作《春秋》以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