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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第2页）

，《史记索隐》的注释是：“言夫子修《春秋》，以鲁为主，故云据鲁。”

答案很朴素，因为孔子是鲁国人，所以写书的时候以鲁国为本位，比如称呼鲁国为“我国”

，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再看《公羊传》，其中既没有“以《春秋》当新王”

的提法，也没有“王鲁”

这个词，看来这概念怕是董仲舒、何休自创。

可是，这二位都是当世儒宗，总不能为了义理正确而不顾证据和逻辑吧？

“新周”

、“王鲁”

，于《传》无据，是为经学之中一则难缠的公案；“故宋”

之说《公》、《榖》二传也大有分歧，很难调和。

266及至现代，陈思林考证“王鲁”

，认为这是被错别字害的：“王鲁”

原本应该是“主鲁”

，而“主鲁”

就是以鲁国为主、鲁国本位的意思，也即司马迁所谓的“据鲁”

。

在古代文献里，“主”

和“王”

两个字很容易讹误，这一点之差，便凭空生出了一条春秋大义。

267

如果这样的话，这则春秋大义的发展脉络就是：先是“据鲁”

或“主鲁”

，“以我们鲁国为‘主’”

，然后因为错别字的关系变成了“以我们鲁国为‘王’”

，然后又变成了“以鲁隐公为第一任接受天命之新一轮委任的王”

，然后又变成了“以孔子为王”

，以三统理论来看，就是“三统轮流转，今年轮到鲁隐公（或者轮到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