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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章（第2页）

稍后乃有文人仿作乐府，仿作之法也有两种：严格地依旧调、作新词，如曹操、曹丕作《短歌行》，字数相同，显然是同一乐调，这是一种仿作之法。

又有些人同作一题，如罗敷故事，或秋胡故事，或秦女休故事，题同而句子的长短，篇章的长短皆不相同，可见这一类的乐府并不依据旧调，只是借题练习作诗，或借题寄寓作者的感想见解而已。

这样拟作乐府，已是离开音乐很远了。

到杜甫的《兵车行》《丽人行》诸篇，讽咏当时之事，“即事名篇，无复倚傍”

，便开“新乐府”

的门径，完全脱离向来受音乐拘束或沿袭古题的乐府了。

当时的新诗人之中，孟郊、张籍、刘猛、李余与元稹都还作旧式的古乐府，但都“有新意”

，有时竟“虽用古题，全无古义”

（刘猛、李余的诗都不传了）。

这已近于作新乐府了。

元稹与白居易、李绅（公垂）三个人做了不少的新乐府（李绅的新乐府今不传了），此外如元氏的《连昌宫词》诸篇，如白氏的《秦中吟》诸篇，都可说是新乐府，都是“即事名篇，无复倚傍”

的新乐府。

故我们可以说，他们认定新乐府为实现他们的文学主张的最适宜的体裁。

元稹自序他的《新体乐府》道：

……昔三代之盛也，士议而庶人谤。

又曰，“世理（治）则词直，世忌则词隐。”

余遭理世而君盛圣，故直其词，以示后，使夫后之人谓今日为不忌之时焉。

白居易的《新乐府》的自序，已引在上文了，其中有云：

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

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

其事覈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

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

要做到这几个目的，只有用白话做诗了。

元白的最著名的诗歌大都是白话的。

这不是偶然的事，似是有意的主张。

据旧时的传说，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

曰，“解”

，则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