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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第2页）

的报道时，也感到震惊难以理解。

但冷静下来细思，也就觉得不难理解。

从反右到文革，左派一浪高于一浪，最后到达举国疯狂的地步。

巴金在文革过后所写的《随想录》中，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心态有深刻的描画。

许多人在初时真地认为自己有罪，于是纷纷挖思想根源，甚至有完全否定自己过去所学，要火焚自己所著之书的。

批人批己，自辱辱人。

当然这些人十九都会醒悟，但造成的损害，亦已难以挽回了，那是一个人性扭曲的时代，而“左浪”

也正是有如陈寅恪在论李义山时所说的那种“尤为可畏”

的“社会之压迫气流”

。

在文革期间，和左派朋友们的想象相反，我和简又文的接触不是少了，而是多了。

简师在为学和信仰方面都是非常专一的，只磨一剑——太平天国史，只治一“经”

——“圣经”

。

我则对任何宗教，都是抱着非信非不信的态度。

基督教尤其是我的“弱项”

，读了四年教会大学，对圣经还未真正用心从头到尾地念过一遍。

简师也知我的态度，并不勉强我受洗礼。

文革期间，我采取的对策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

但最苦闷的时候也正是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左派朋友，我已是敬而远之；右派朋友，又找不到真正知己。

可以与谈心事的就只有视我如子侄的简师了。

简师给我看一段圣经：“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的恶，我反去作。

……我真是苦啊！”

读了这段圣经，我受到很大震撼。

“文革”

期间，许多值得人们敬佩的学者作家，包括巴金和金应熙在内，不也正是如此么？

所以我始终尊敬金师，因为人不可能“永远正确”

。

而且，陈寅恪的晚年遭遇，固然是个悲剧，金应熙的一生又何尝不是一个悲剧？香港有个构成“控罪”

的律例，叫做“官职与收入不相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