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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寂寞（第2页）

一个从这种生活里过来的青年人，跑到大城市里，接受了五四以来的民主思想，转过头来再看看那里的生活，不能不感到痛苦。

《新与旧》里表现了这种痛苦，《菜园》里表现了这种痛苦。

《丈夫》、《贵生》里也表现了这种痛苦。

他的散文也到处流露了这种痛苦。

土著军阀随便地杀人，一杀就是两三千。

刑名师爷随便地用红笔勒那么一笔，又急忙提着长衫，拿着白铜水烟袋跑到高坡上去欣赏这种不雅观的游戏。

卖菜的周家兄妹被一个团长抢去了。

“小婊子”

嫁了个老烟鬼。

一个矿工的女儿，十三岁就被驻防军排长看中，出了两块钱引诱破了身，最后咽了三钱烟膏，死掉了。

……说起这些，能不叫人痛苦？这都是谁的责任？“浦市地方屠户也那么瘦了，是谁的责任？”

——这问题看似提得可笑，实可悲。

便是这种诙谐语气，也是从一种无可奈何的痛苦心境中发出的。

这是一种控诉。

在小说里，因为要“把道理包含在现象中”

，控诉是无言的。

在散文中有时就明明白白地说了出来。

“读书人的同情，专家的调查，对这种人有什么用？若不能在调查和同情以外有一个‘办法’，这种人总永远用血和泪在同样情形中打发日子。

地狱俨然就是为他们而设的。

他们的生活，正说明‘生命’在无知与穷困包围中必然的种种。”

（《辰谿的煤》）沈先生是一个不习惯于大喊大叫的人，但这样的控诉实不能说是十分“温柔敦厚”

。

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这些话很少有人注意。

沈从文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个人得失事小，国家前途事大。

他曾经明确提出：“民族兴衰，事在人为。”

就在那样黑暗腐朽（用他的说法是“腐烂”

）的时候，他也没有丧失信心。

他总是想激发青年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在事业上有以自现，在学术上有以自立。”

他最反对愤世嫉俗，玩世不恭。

在昆明，他就跟我说过千万不要冷嘲。”

一九四六年，我到上海，失业，曾想过要自杀，他写了一封长信把我大骂了一通，说我没出息，信中又提到“千万不要冷嘲”

。

他在《〈长河〉题记》中说横在我们面前的许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却不用悲观。

社会还正在变化中，骤然而来的风风雨雨，说不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

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

事情真奇怪，沈先生这些话是一九四二年说的，听起来却好像是针对“文化大革命”

而说的。

我们都经过那十年“痛苦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