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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弘羊之冤（第4页）

按照法律，子弟犯法，父兄要连坐。

所以桑弘羊的被贬官可能与此有关。

但是桑弘羊被贬职后，直到昭帝始元六年（前81）杨敞被任命为大司农止，中间有十六年，大司农的职务一直空缺着。

这可能是由于桑弘羊子弟犯法，照法律他必须连坐受处分，所以降职为搜粟都尉，但是桑弘羊在理财上深受汉武帝的信任，而大司农一职当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所以汉武帝就采取了一个折衷的作法，一方面罢了桑弘羊大司农的职，另一方面又让他代理大司农的职务。

从元鼎二年（前115）桑弘羊负责财政以来，所实行的各种经济政策，一方面打击了大工商业主和地主豪强势力，巩固了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使西汉政府在工商业方面的收入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那时候，战争的巨大费用，以及汉武帝个人穷奢极欲的挥霍赏赐，大都是从这些收入中开支的。

但桑弘羊的经济政策仅仅是暂时缓和了一下封建国家的财政危机，不可能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

农民的负担仍然很重，阶级矛盾仍然在不断加深，农民起义在各地爆发。

汉武帝认识到这种形势，因而决定改变自己的内外政策，实行对外暂时变攻为守，对内恢复休养生息的办法，以缓和激化了的矛盾。

征和四年（前89），桑弘羊上疏，建议屯田轮台（今新疆轮台县）。

轮台地处塔里木盆地的中心，是汉朝到西方去的使节和商队来往的必经之地。

轮台以东，焉耆、危须、尉犁（均在今新疆境内）一带，则是匈奴僮仆都尉经常驻扎的地区。

桑弘羊认为如果在此处屯田，不仅可以开垦良田五千余顷，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库收入；而且对进一步排挤匈奴在西域的势力，保卫中西交通及汉朝西北边郡的安全，也有重大意义。

桑弘羊的这一建议，从长远来看，确实是征服匈奴的有效办法。

后来昭帝时，霍光就曾采用这个办法在轮台屯田，到宣帝、元帝时，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但是它却不适合汉武帝当时的形势，所以汉武帝抓住这个问题，下了有名的轮台诏令。

在诏书中批评桑弘羊的建议是“扰乱和给百姓增加负担，对百姓毫无好处。”

为了表示今后不再扰民，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特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

从屯田轮台这一事件上可以看到，在汉武帝晚年，桑弘羊与汉武帝在思想上已经有了差距。

汉武帝看到形势发生变化，马上由攻改为守；而桑弘羊却没有认识到这些变化，仍然坚持继续进取的方针。

所以他的一些主张不再像以前那样，事事被汉武帝采纳，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顾命大臣分歧深

汉武帝在轮台诏中对过去自己的好大喜功作了自我检讨，并改变了对内外政策后，过了三年，在后元二年（前87）就病死在游幸途中。

汉武帝死后，立少子弗陵为昭帝，由于他只有八岁，所以汉武帝以遗诏命霍光、桑弘羊、金日殚、上官桀、田千秋为辅佐昭帝的顾命大臣，共同掌管朝政。

桑弘羊在受遗诏为辅政大臣的同时，被提升为御史大夫。

霍光是已故的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异母弟，由于霍去病的关系，霍光十几岁即入宫为郎，历任诸曹、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

据说他平时出入殿门，举止进退，都有一定的地方，诸郎官曾暗地做上标记来观察他，竟然不失分寸，其谨慎稳重由此可见。

汉武帝在发布轮台诏之后，觉得自己年事已高，要物色一个能执行自己政策的大臣，他觉得霍光适合，就让黄门画者画了一幅周公负成王朝诸侯的图，赐给霍光，以此表示对霍光辅政的信赖和希望。

武帝病重时，要霍光行周公之事来辅佐昭帝，霍光推荐金日殚。

金日殚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霍去病与匈奴作战时，休屠王被杀，金日殚和他的母亲及弟弟被俘，送到首都给皇帝养马，得到汉武帝的赏识，被提升为驸马都尉。

当霍光推荐他当行周公之事时，就以自己是匈奴人为辞，表示愿作霍光的助手，所以霍光成为顾命大臣中主要决策人。

田千秋虽为丞相，但年纪比较大，并无多大能力，只因一封上书受到汉武帝的赞许，很快就由一个供奉汉高祖寝庙的高寝郎上升为丞相，他当丞相为人处事都很谨慎，对霍光处处迎合奉承。

上官桀本来是一个给皇家养马的未央厩令，有一次汉武帝生病后去看马，见马都瘦了，很生气。

他却以听说皇帝病了，无心养马为名，表示了对皇帝的忠心。

汉武帝不但没有加罪他，反而提升为侍中、太仆，武帝死时升为左将军。

武帝留给昭帝的这五位顾命大臣中，田千秋年老不多管事，金日石单第二年就去世了，实际上只是霍光、桑弘羊、上官桀三个人。

霍光是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而为顾命大臣的，汉武帝病危时又明确地让他行周公辅成王的事，所以昭帝即位之后，一切大权都掌握在霍光手中。

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娶霍光的女儿为妻，生有一女，在她六岁时，其父想让她入宫，希望为帝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