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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傅雷（第1页）

施蛰存

1966年9月3日，这是傅雷和夫人朱梅馥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今年今天，正是20周年纪念。

这20年过得好快，我还没有时间写一篇文章纪念他们。

俗话说：“秀才人情纸半张。”

我连这半张纸也没有献在老朋友灵前，人情之薄，可想而知。

不过，真要纪念傅雷夫妇，半张纸毕竟不够，而洋洋大文却也写不出，于是拖延到今天。

现在，我书架上有15卷的《傅雷译文集》和两个版本的《傅雷家书集》，都是傅敏寄赠的，还有几本旧版的《高老头》和《欧也妮

葛朗台》，是傅雷送给我的，有他的亲笔题字。

我的照相册中有一张我的照片，是1979年4月16日在傅雷追悼会上，在赵超构送的花圈底下，沈仲章给我照的，衣襟上还有一朵黄花。

这几年来，我就是默对这些东西，悼念傅雷。

1939年，我在昆明。

在江小鹣的新居中，遇到滕固和傅雷。

这是我和傅雷定交的开始。

可是我和他见面聊天的机会，只有两次，不知怎么一回事，他和滕固吵翻了，一怒之下，回上海去了。

这是我第一次领略到傅雷的“怒”

。

后来知道他的别号就叫”

怒庵”

，也就不以为奇。

从此，和他谈话时，不能不提高警惕。

1943年，我从福建回沪省亲，在上海住了五个月，曾和周煦良一同到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巴黎新村去看过傅雷，知道他息影“孤岛”

，专心于翻译罗曼

罗兰。

这一次认识了朱梅馥。

也看见客堂里有一架钢琴，他的儿子傅聪坐在高凳上练琴。

我和傅雷的友谊，只能说开始于解放以后。

那时他已迁居江苏路安定坊，住的是宋春舫家的屋子。

我住在邻近，转一个弯就到他家。

50年代初，他在译巴尔扎克，我在译伐佐夫、显克微支和尼克索。

这样，我们就成为翻译外国文学的同道，因此，在这几年中，我常去他家里聊天，有时也借用他的各种辞典查几个字。

可是，我不敢同他谈翻译技术，因为我们两人的翻译方法不很相同。

一则因为他译的是法文著作，从原文译，我译的都是英文转译本，使用的译法根本不同。

二则我主张翻译只要达意，我从英文本译，只能做到达英译本的意。

英译本对原文本负责，我对英译本负责。

傅雷则主张非但要达意，还要求传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