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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 逝怀念巴金老人（第4页）

一次单位搞个人鉴定，我请他给我提意见，他指出我”

拼命要钱”

是大缺点。

这批评是确切的。

因为买旧书，钱总是不够用，于是预支版税算稿费，编书也要编辑费（如“新时代文丛”

），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买书，一次还向萧珊借过三百元，自然没几天就还了。

可见他对我的批评也是说真话的。

大型文学刊物《收获》一直是他主持着，80年代我给《收获》写稿，没有一次退稿。

但有两件小事可以看出他的处事风格。

我有一篇《过去的足迹》，是写吴晗的。

篇末有许多文字被他一刀砍掉了。

还有一篇当中有对老友不敬的话，也被他删去了。

两次都没有同我商量，只是由编辑转告，对第二篇的处理，说明将来编集时可以补入。

我非常佩服他这种处事风格。

觉得有如在大树密荫之下安坐，是一种幸福。

他总是劝朋友多写，多留下些东西。

他苦口婆心地劝曹禺完成剧本《桥》，在病房里也是如此。

他对我也总是勉励，每次见面几乎都希望我多写。

回思往事，至今不敢懈怠。

他晚年完成的巨作《随想录》，在香港《大公报》的副刊”

大公园”

连载，曾引起一些流言蜚语。

我也在”

大公园”

上写了一篇读后感（收入《榆下说书》），他曾当面称赞我说得好。

这是少见的夸奖。

不是说文章写得如何好，只是可见一时舆论风气而巳。

《随想录》陆续发表，不同意见也层出不穷。

一时风云雷雨，作者的感受就像在太空飞行的航空员一般。

但我在闲谈中从未见他有任何表露，沉着得可惊。

所有细节我都是从侧面了解的。

写到这里，来了一位记者，问起许多古怪的问题，小故事，关于巴金的“小故事”

，我回答不出，手足无措。

好容易送走了客人，拿起一本《随想录》来读，随手一翻，翻到一篇《大镜子》，读罢身心通泰，写得好，是上好的散文，也是上好的杂文。

文章中有这样几句话，”

我不需要悼词，我都不愿意听别人对着我的骨灰盒讲好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