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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 逝怀念巴金老人（第2页）

字，也一一改成“裹”

字。

从此我才懂得做编辑工作的责任与辛苦。

当时他已是名作家，却肯埋头做这些“小事”

。

想来从他身上受到的教育、影响又何止此一端。

他是大作家，又是伟大的组织者，从他手中推荐了多少新人，为文坛添加了如许新生力量，这许多，都是在默默无言中完成的。

1946年后，他定居上海卢湾区的淮海坊59号。

这时我已成为他家的常客。

因工作忙碌，我不常回家吃饭，经常在他家晚餐，几如家人。

饭后聊天，往往至夜深。

女主人萧珊好客，59号简直成了一处沙龙。

文艺界的朋友络绎不断，在他家可以遇到五湖四海不同流派、不同地域的作家，作为小字辈，我认识了不少前辈作家。

所谓“小字辈”

，是指萧珊西南联大的一群同学，如穆旦、汪曾祺、刘北汜等。

巴金工作忙，总躲在三楼卧室里译作，只在饭时才由萧珊叫他下来。

我们当面都称他为“李先生”

或“巴先生”

，背后则叫他“老巴”

。

“小字辈”

们有时请萧珊出去看电影、坐DD'S，靳以就说我们是萧珊的卫星。

我还曾约他们全家到嘉兴、苏州去玩过，巴金高兴地参加。

1956年我重访重庆，在米亭子书摊上买得巴金祖父的木刻本诗集，回沪后送给他，他十分高兴。

巴金是喜欢旅游的，不只是对杭州情有独钟。

巴金也喜欢坐咖啡馆，随意聊天。

没有什么郑重的话题。

他没有宣传过什么”

主义”

，对文学批评也并不看重，虽然他和李健吾有深挚的友谊。

他也偶尔对某些作品作些评价。

我问过他，最出色的译本是哪一部，他脱口而出地答道，“鲁迅译的《死魂灵》”

。

他还说过胡适的白话文写得好，一清如水。

他对徐懋庸是有意见的，但从未听他背后的议论。

巴金也有激动的时候。

一次他和吴朗西、朱洗等在家里讨论什么问题，大概是有关文化生活出版社，大声争论，我枯坐一旁，听不懂也无从插嘴。

他还关心过我的恋爱生活，出谋划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