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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贵在行胸臆（第5页）

而事实上，“茫茫众生，谁不有死，坠地之时，死案已立。”

不死是不可能的。

那么，依中郎之见，如何才算了悟生死呢？说来也简单，就是要正视生之必死的事实，放下不死的幻想。

他比较赞赏孔子的话：“朝闻道，夕死可矣。”

一个人只要说明了人生的道理，好好地活过一场，也就死而无憾了。

既然死是必然的，何时死，缘何死，便完全不必在意。

他曾患呕血之病，担心必死，便给自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有人在家里藏一笔钱，怕贼偷走，整日提心吊胆，频频查看。

有一天携带着远行，回来发现，钱已不知丢失在途中何处了。

自己总担心死于呕血，而其实迟早要生个什么病死去，岂不和此人一样可笑？这么一想，就宽心了。

总之，依照自己的真性情痛快地活，又抱着宿命的态度坦然地死，这大约便是中郎的生死现。

未免太简单了一些！

然而，还能怎么样呢？我自己不是一直试图对死进行深入思考，而结论也仅是除了平静接受，别无更好的法子？

许多文人，对于人生问题作过无穷的探讨，研究过各种复杂的理论，在兜了偌大圈子以后，往往回到一些十分平易质实的道理上。

对于这些道理，许多文化不高的村民野夫早已了然于胸。

不过，倘真能这样，也许就对了。

罗近溪说：“圣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

中郎赞“此语抉圣学之髓”

，实不为过誉。

我们都是有生有死的常人，倘若我们肯安心做这样的常人，顺乎天性之自然，坦然于生死，我们也就算得上是圣人了。

只怕这个境界并不容易达到呢。

【百家在线】

有记者问周国平：“当前书界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不少作者和出版社视‘市场为王’，甚至‘看市场需要’去策划选题。

对此您有何评论？”

周国平说：“迄今为止，我没有为市场写过一本书。

不过，我没有洁癖。

写什么，怎么写，绝对要由我自己做主，在我的写作之国中，我是不容置疑的王。

写出以后，我就衷心欢迎市场来为我服务，做我的能干的大臣。

我真心感激市场经济，我不是为市场写作的，但是，市场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给一个不是为它写作的人也提供了机会。

至于出版社按照市场需要策划选题，我认为应当区别看待。

这样策划出来的，有一些是好的选题，比如翻译国外正在走红而又确实有质量的书，既有益于国内读者的心智，又有经济效益，有什么不好？然而，不可否认，也生产出了大量垃圾，包括畅销的垃圾，这的确是当前图书市场的大问题，受害者是文化素质较低的人群，把他们的阅读引导到和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上，而正是他们本来最需要通过阅读来提高其素质。

这个问题的解决相当困难，需要社会各方面的综合努力，出版界当然也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