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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经济和德性整合的历史形态儒家经济思想和现代市场理性的建构（第10页）

他以注《周礼》的方式提出了一整套变法主张，包括抑止商人资本操纵的均输法和市场法，削弱大地主利益的募役法，从赋税上抑止大地主隐占土地的方田均税法，这些政策都包含了抑兼并的主旨，目的就是“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

（《宋史记事本末》卷37，熙宁二年二月）。

由于唐中叶均田制的瓦解，宋明以后主要以地均赋的方式来抑制兼并和调整国家、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

轻税赋的思想在孔子以前已有不少人提出，如楚大夫斗且说：“夫古者聚货不妨民衣食之利，聚民不害民之财用，国马足以行车，公马足以称赋，不是过也。

……夫货，马邮则厥于民，民多厥则有离叛之心，将可以封矣。”

（《国语·楚语下》）孔子进一步提出薄赋敛的主张。

有一次，鲁哀公问有若：“年饥，用不足，如之何？”

有若回答说：“盍彻乎？”

鲁哀公说：“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

有若答：“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论语·颜渊》）当时，齐国的状况按晏子的描述是：“民参其力，二八于公，而衣食其一。

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

（《左传·昭公三年》），社会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十分突出，故有若阐述了利益均衡思想，并成为以后荀子民富为源，国富为流思想的发端。

可以说，儒家“政均则民无怨”

，始终是古代赋役政策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其后无论是唐代的租庸调法，唐后期杨炎的两税法，还是明代张居正的“一条鞭法”

，或是清代雍正的摊丁入亩等税赋政策，都贯穿了儒家平均爱民，轻徭薄赋和利益均衡的思想。

当然，儒家主张轻徭薄赋的前提是取民有制，度之以礼，亦非越轻越好，而是主张轻重适度。

孔子曾批评季康子用田赋时说：“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

于是乎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

其岁收田一井，出稷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先王以为足。

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

若欲犯法，则苟而赋，又何访焉。”

（《国语·鲁语下》）要求季氏实行像周公时代井田制下那样取民有制的轻赋政策。

孟子也主张征收赋税要坚持尧舜之道，既不可比其重也不可比其轻，认为“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孟子·告子下》）。

可见，税赋之轻重均在礼制之内言之，是以社会阶级间利益的平衡为基本要准，根本目的是保持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有序和稳定。

四、尚俭去奢的消费观

儒家的消费观是节用克俭的消费观，它包括个人消费的克俭和国家财政开支的节用两个方面。

节俭是古代由来已久的传统思想。

周初太史史佚就曾提出“居莫若俭”

（《国语·周语下》）。

晋文公取得政权，措施之一便是“省用足财”

。

周定王八年，卿士刘康公称赞鲁国季文子、孟献子的节俭和批评叔孙宣子、东门子家的奢侈，指出“俭所以足用”

，“以俭足用则远于忧”

；而“侈则不恤匮，匮而不恤，忧必及之”

（《国语·周语中》）。

孔子主张“节用”

治国，《老子》视俭为“三宝”

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