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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经济和德性整合的历史形态儒家经济思想和现代市场理性的建构（第26页）

，也与儒家的德性经济思想有着某种内在契合性。

儒家强调经济的主体首先应是道德的主体，经济的过程也应是一个道德的践履过程，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只在于利润和财富的获得，而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实现。

可见，儒家强调把个人的经济行为与天下国家结合起来，强调要以自己的经济行为来成就一种社会功名的价值取向。

这种价值精神体现在传统儒商身上，也就形成了儒商独特的商业价值精神，如义与利相统一，利己与惠人相并重，经商谋利与经世济民相结合的价值取向。

像先秦“富而好行其德”

、三致千金“而分散与贫交疏昆弟”

的范蠡，汉代“愿输家财半助边”

的卜式，唐代“人有危难，倾财相助”

，“义声遍于长安”

的宋清，以及明清儒商中普遍存在的“义以取利”

、“利以求义”

的价值取向等等。

特别是近代儒商张謇、陈嘉庚、卢作孚等更是非常自觉地把自己的经商谋利与振兴民族、强盛国家、服务民众结合起来，并以后者作为最高目的，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重大贡献。

现代中国市场主体“自我利益最大化与社会利益最优化相结合”

的理性目的与传统儒商精神是有着历史联系的，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它是传统儒商价值精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现代体现和升华。

总之，“自我利益最大化与社会利益最优化的相结合”

的市场目的，既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又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和中国文化传统精神，因而是一种很切合于现代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理性目的。

确立这样一种目的理性，既可以充分地激励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精神，形成微观经济的最佳效益；又能够使微观的经济产出构成优化的宏观绩效，促进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化高速地发展。

作为一种理性目的，现代中国市场主体的行为目的不仅应体现在对利益的追求上，而且也应该反映出更为根本的主体性目的，这就是自我发展。

也就是说主体不仅要通过市场行为去赚钱，而且要在市场的奋斗中去发掘和展示自己的本质力量，促成自我的完善与发展。

而把人的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最高目的，把对社会生产及产品的道德评价看得高于经济评价等等，无疑正是儒家德性经济思想中可资利用的合理渊源。

2.现代中国市场的规范理性

市场规范是主体理性的产物，又是保障市场主体行为理性化的重要机制。

只有在一定市场规范的约束下，主体的市场行为才可能是理性的。

同时，市场规范要有效地约束和引导人们行为的理性化，市场规范本身必须是理性的，即合乎一定市场经济的规律性和目的性，市场主体必须具有一种自觉的认同规范、遵守规范的理性意识。

（1）现代中国市场经济呼唤规范理性。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后，已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各种市场机制包括市场规范正在逐步建立起来，但由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其完善的建立绝非轻而易举，加之传统计划体制观念的影响和制约，现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各种规范还远没有完善起来，人们自觉的规范意识也比较淡薄。

在当前中国的市场领域中，初期市场经济引发的各种自发冲动和盲目行为还随处可见，非理性的违规行为还充斥于市场交易中。

例如：假冒伪劣品泛滥市场、屡禁不止；走私贩私、偷税漏税等不法行为屡见不鲜；强卖强买、欺行霸市现象也时有发生；钱权交易、侵吞国有资产行为严重存在等等。

这些都表明当前中国市场规范理性的缺乏和尽快健全规范理性之紧迫性与必要性。

当前中国市场规范的非理性状态，首先，表现在一些领域和方面仍无法规可依，缺乏可行的规范。

其次，有规不依现象相当严重，一些法律和法规缺乏有效的约束力，权力、金钱和人情使严肃的法规软化，甚至形同虚设。

再次，当前中国市场规范的非理性还表现在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规范还普遍存在，严重地干扰了市场理性规范作用的发挥，阻碍着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

这些不合理的规范有些是计划体制遗存下来还未来得及改变的，有些则是一些地方和部门为了谋取自己不合理的利益而新设立的。

应该说，后者在当前是更为严重、为害更大的非理性表现。

可见，当前确立和完善市场规范，是非常紧迫的一项任务，是实现中国市场理性化的一个关键环节。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社会化的交换经济，一方面人们之间的经济行为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

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各个环节，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各种产业，都是处于紧密联系、相互制约之中。

因此，它要求社会的各种经济主体、各方面的经济活动必须处于一种相互协调之中；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又是以经济主体之间利益的区别和独立性为前提的一种自由经济。

每一个市场主体都有着自己独立的利益，并力求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市场机制赋予了每个市场主体自由地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