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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经济和德性整合的历史形态儒家经济思想和现代市场理性的建构（第18页）

西方商人在内部管理中提倡的基本原则是公平，或者说公平竞争，即确立一个统一的利益标准，根据这一标准来调节雇主与雇员的利益关系，并让每个员工在统一的利益标准面前参与竞争，衡量优劣与取舍。

谁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多利润，谁就可以提升，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反之则少。

如果一个员工不能再给企业带来利润时，公司则毫不留情地解雇他。

由于在西方企业中，雇主与雇员只是一种契约化的利益关系，一般地说，西方商人很少像儒商那样在管理中注重道德和精神因素的作用。

他们除了关注员工的劳动工作以外，对员工的生活等其他方面并不关心。

他们对待员工一切以利益关系为原则，为了更多地赚取利润，可以采取冷酷的手段来对待员工。

在西方企业中劳资矛盾、雇主与雇员矛盾一直比较突出，两者处于一种制衡甚至对立关系中，不像儒商家族式企业那样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显然，儒商管理中的伦理精神要比西方商人更突出些，它对管理的积极作用更明显一些。

从实质上说，这种不同的伦理态度反映的是对员工的不同理解，儒商力求把员工当作一个大家族的成员，员工不仅是一个劳动力，而且是一个完整的人，因此，以待人的伦理态度来对待。

而西方商人却只是把员工当作一个花钱雇来的劳动力，因此，两者只有工资与劳动的交换关系，也只以利益关系为转移。

应该说，儒商的管理伦理更合乎人的需要，更能有效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但有时也可能导致硬性约束不够、统一性不强的问题，其操作上也比较复杂一些。

四、儒商的经营管理方式

1.儒家的经营方式

儒商在经营理念上从不把商业经营看成一种纯粹的商业活动，而是一种更为广义的社会和生活活动，因而他们在经营中注意把经商之道与处世之道、经济手段与非经济手段结合起来。

儒商信奉：学做生意先要学做人，明处世之道才能明经商之道。

儒商这种经营理念，在客观上反映了商业活动的社会性，也深受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儒家强调人的一切社会活动皆以“修身”

为本，做好人才能搞好其他社会活动。

传统的中国社会环境也不存在独立的经济运行条件，经济始终是与政治、伦理、人情等其他因素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的。

因此，只有把经商之道与处世之道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进行商业活动。

与儒商不同，西方商人的经营理念则相对纯粹，是商业的、经济的。

他们把经商与日常生活区别开来，只专注于商业经营本身的性质、规律和效益，从来不赋予商业经营太多的社会承载。

他们在经营中只承认利益原则，一切以利润最大化目标为转移，也主要是以经济方式、经济法则来经营。

当然，他们的这种经营理念也与其文化传统与社会环境紧密相关。

西方文化以自然为本，注重人的欲望与利益。

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以来，具有较完善和独立的市场体系。

这一切造就了西方商人以利益为原则的独立的商业经营理论。

儒商与西方商人的不同的经营理念是在不同的经营环境和条件下形成的，也适用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儒商的经营理念在西方不一定很奏效。

西方商人的经营理念在东方也难获很大成功。

撇开具体条件不说，两者各有优劣，长短互见。

儒家的经营理念，其长处在于抓住了商业与社会的联系，不仅可以为经营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其短处在于可能导致偏离经济的内在法则，疏于商业本身的经营而太多投入于非经营活动中，不利于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

西方商人的经营理念的长处在于他专注于经营活动本身，靠经济手段办事，能促使经营更加合乎经济规律，从而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不足之处在于他忽视经营与社会和人生的紧密联系，难以给经营活动营造一个优良的环境和条件，而且可能给经营带来较多的曲折与困难。

在具体的经营操作方式上，最主要的是经营价格策略，也就是选择什么价格定位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方针。

由于商业经营的直接目的是盈利，利润又是通过商品以一定的价格进行交换来实现的，因此，经营的价格策略是经营方式的关键环节之一。

儒商普遍采取的是薄利多销原则，西方商人则更多是随市取利，灵活定价。

从先秦的范蠡、白圭开始，一直到明清儒商普遍把薄利多销、贾法廉平作为一种经营原则，而且不仅把它当作一种经营策略，也把它看成是一种经营伦理。

囤积居奇高价贪利者，被贬为“贪贾”

，备受世人和商界指责；贾法廉平、薄利多销者被褒为“廉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