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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关于儒家思想现代价值评估的方法论问题（第25页）

如果说跨世纪的新的中国伦理文化也有自己的“道德形上学”

的话，那么这便是它所应该追求的“道德本体”

和价值理性，也是它所应注重的对人的“终极价值的关怀”

。

它必须围绕这一历史使命和客观责任，来展开对儒家文化强调道德主体性和积极进取的道德责任感的仁学思想的理论思索和改造，真正依据人类社会生活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客观规律，阐明其在提高人的能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精神完善化中所处的历史地位和所能够发挥的某种现实的作用，进而揭示提高人的能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精神完善化的文化机制及其价值目标。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文化价值精神

如果说重视当代全球性新技术革命所造成的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和对人的发展所提出的客观要求，是评价和重估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所应当确立的宏观价值尺度，那么，当我们把视线从全球转向中国时，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努力培植一种能够适应和推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市场发展的科学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性，则是它所应有的中观尺度，因而它也是我们评价和重估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所应当确立的中观价值尺度。

世界近现代历史发展表明，任何一种发达的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生产与发展，都是以一种人文意识和价值理性为精神基础的。

应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斯·韦伯是对的。

他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就指出，在古代世界各文明起源最早的国家，如中国、埃及、印度、巴比伦等，都曾经有过商品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商业资本、金融资本、掠夺型资本和投机型资本，但这些资本都因其没有形成一种相应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性的支持而未能发展起来，都走了一条投机掠夺——暴发挥霍——衰亡崩溃的悲剧性的历史道路。

人类历史上发达的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最初是在西欧以资本主义形式出现的，而西欧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则同新教伦理及其世俗化的过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正是后者的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的“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

的文化价值观念，不仅为资本家获取财富、发展经济提供了一种光荣奉献的精神动因，而且也使其经济生活有了一种行为的正当原则和节俭的精神自律。

它所形成的以个人为本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精神和伦理价值体系，成了西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得以蓬勃发展的精神核心。

可是同一个马克斯·韦伯由于其西方中心主义作怪，则又大错特错了。

他断言亚洲由于没有新教伦理这种宗教精神，是不可能发展现代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

然而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及亚洲“四小龙”

的经济腾飞了，它所显示的却是另一种文化精神和伦理价值根源。

这种被美国学者彼得·伯格称之为“亚洲资本主义精神”

的文化精神和伦理体系，其核心就是“集团利益优于个人利益的集团中心主义”

。

伦敦经济学杂志编辑的《惊人的日本》一书曾写道，日本人以“对集团忠诚”

为中心的对事物的看法及劳资关系，“成为提高日本企业生产率的源泉”

。

可见在近现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都证明：没有一种文化意识和价值理性作为其精神动因、价值规范和定向定位的机制，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而不同的国家、地区由于其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国情的不同，其发展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和价值理性是各不相同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

经济发展所依凭的就是一种有别于西欧近代文化的非个人本位类型的文化精神和价值理性。

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我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所要大力发展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而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以由多种形式为实现方式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上的，是以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同志式的互相合作的社会关系为依据的，同时中国的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又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上的，因此很显然，它的发展就必须有一种符合它自身本性的文化精神和价值理性。

这种文化精神和价值理性就不应该也不可能是西方新教伦理和个人本位主义的文化价值体系，因为西方的文化价值体系就其本质来讲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反映；就其文化特性而言是以“个人”

为本位的，它的价值指向是个人的财富和幸福。

那么，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文化精神和价值理性是什么呢？评价和批判继承传统的儒家文化和建构中国跨世纪的新的理性文化就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对其作出深入的探讨和科学地解答。

实践表明，任何一种文化精神和价值体系都不可能是纯主观的构建，而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人们对一定社会关系的客观必然性的自觉的反映、升华和价值把握。

因此，要建设一种真正的能够适用和推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文化精神和价值体系，就必须回到社会主义商品和市场经济本身去寻找它的源头活水，在这里，任何外在的强加或拉郎配式的嫁接，都是无济于事的。

这也就不难看出，要确立儒家文化的现代评价标准，要建构中国跨世纪的新的文化特别是新的伦理文化，就必须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本性作出科学的剖析和文化的反思，除此别无他途。

为此，首先搞清什么是商品生产，它本身包含什么样的文化价值意蕴是十分重要的。

所谓商品生产，简单地说，就是不是为自己使用，而是为交换而进行的产品生产。

商品生产区别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产品生产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种满足他人或社会需要（通过市场交换）而进行的生产。

如果一种产品不是为了用于交换，以满足他人或社会对产品的使用价值的需要，而是用于生产者自己消费，或者这种产品是为了无代价的转交给他人消费，而不考虑其自身交换价值的实现，那么这种产品就不成其为商品，这种产品的生产也不是商品生产。

商品生产作为一种经济形式，它的这种特定的规定性决定了它首先是一种为他性生产、服务性生产。

所以马克思说：“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

那么，商品生产者为什么要进行这种为他性、服务性的生产呢？显然，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其商品的价值，获得他们所追求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