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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关于儒家思想现代价值评估的方法论问题（第24页）

，肯定个人的解放同社会的解放的不可分割性，那么人的全面发展和精神完善化不正是意味着旧的经济关系的变革和旧的人际社会关系的改造吗？马克思说：

“所谓财富，倘使剥去资产阶级鄙陋的形式，除去那在普遍交往里创造出来的普遍个人**、才能、娱乐、生产力等等，还有什么呢？不就是无限地发掘人类的创造天才，全面地发挥，也就是说要发挥人类一切方面的能力，发展到不能拿任何一种旧有尺度衡量的那种地步么？

不就是不在某个特殊方面再生产人，而要生产完整的人么？”

可见，那种片面地理解当代新技术革命所显示的社会内涵，人为地把尽快地提高社会生产力同人的全面发展和精神完善对立起来，是没有根据的。

为了适应当代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和精神完善化，应当成为建构跨世纪新的中国文化特别是伦理文化的主题。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实践就证明，提高全民族的素质，造就一代“四有”

新人，何等重要！

人的全面发展和精神完善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内容，它的进程和量度总是同人的社会责任的扩大紧密相连，而人的社会责任又是同人的自由选择的范围和能力分不开的。

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人类每一次实践活动的重大飞跃都表现为人自由选择的范围和能力的扩大，从而人的社会责任也随之扩大。

在当代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人的社会责任问题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和更加尖锐。

现在西方流行着一句话，说当代的科学技术“既是上帝，又是魔鬼”

。

的确，当代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既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创造力，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力；它为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创造精神的发挥开辟了巨大的可能性，但同时也可能带来人类控制不了的破坏整个人类生存基础的严重后果。

当代核能的开发利用和核威胁的同时存在；遗传工程技术的发展既为人类定向地改造的生物、创造新生物，战胜种种疾病创造了条件，但它同时有可能用来创造一种被西方称之为“人类末日的武器”

的“基因武器”

，且因其盲目使用而导致“生态爆炸”

，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

这就深刻地告诉我们，在当代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人类的明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自己作出什么样的选择，怎样使用自己的能力和手段。

这就无怪乎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责任范围的不断扩大”

乃是新技术革命时代的一个重大的“理论主题”

。

已故的罗马俱乐部总裁雷利奥·佩西指出，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人类从全球规模面向未来，这还是第一次……

我们正处在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新地位，负有各种前所未有的责任；如果我们无知、目光短浅和愚蠢，那么我们就会给自己造成一个灾难性的未来”

。

佩西的话揭示了当代这样一个重大而深刻的社会课题，这就是人们必须面向未来，对全人类的命运负责，培养和造就出一种能够自觉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服从于全人类共同的崇高目的和理想的全面发展的新型的人。

当代新技术革命的发展，无论从劳动方式的变化，产品对象化方式的变化，还是从消费方式的变化来看，都必须造就出这种新型的人来，否则，人类就将给自己造成一个灾难性的未来。

所以，如果说人的全面发展和精神完善化应该是建构跨世纪新的中国文化的主题，那么，它也应该是重估或者说是评价、批判和继承儒家文化价值的宏观尺度。

新儒家总是热衷于所谓“道德形上学”

的探讨和对人的“终极价值的关怀”

，然而他们却又总是把人们的眼光引向所谓“对现实的超越”

，又总是求助于理性的思辨构建或所谓心性的“灵根再植”

。

他们不知道人即是人的社会本身，因为只有社会才是人存在和发展的特殊形式，“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

。

因此“道德形上学”

只能到人的社会存在中去开掘，对人的“终极价值的关怀”

也只有在实现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使命中去追求和确定。

既然当代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要求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精神完善化，要求人们努力把自己造就成为上述的新型的人，那么努力提高这种能力，把自己造就成上述新型的人，反过来又成为人们适应新技术革命发展的要求，推动新技术革命沿着造福于人类的方向发展的责任。

事实上，主体的能力既是承担客观责任所必须的条件，同时也是一种责任客体。

这就是说，在当代人们不仅要对改造客观自然负责，同时也要对改造主体自身负责，要把发展人的能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精神完善化作为一项任务，一种责任提到人们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