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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组织结构与小生境的变迁（第1页）

组织变迁来自内部结构的变化和外部因素的诱发。

在某些情况下，组织能够控制外部情况，在另一些情况下组织却被它的环境所控制。

经典人类学认为社会变迁的动力是革新，包括新观念和新技术的采用。

地方社会的变迁可以投射到社会组织的方方面面，比如组织的体系和结构、仪式和行动、所处的生态环境等。

因此通过具体考察一个社会组织的变迁可以使我们加深对整个地方社会变迁的认识。

8.2.1老人遇到新问题

前面已经论述过，青苗会是一个老人管理的社会组织。

在乡民被紧紧固着在土地上的历史中，基层社会是老人统治的社会，基层组织是老人权威之下的组织，华南的宗族社会是父系制权威的老人治理，北方村落或跨村落社会也是由老人权威支撑的。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土改、人民公社、文革作为强制性变迁力量，强调人民当家作主，但并没有给农民更多进身发展的向上机会，中国仍然是均平化社会，因为农民依然固着于土地。

当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变革到来时，农民得到两样东西:一是包产到户的土地。

这成为文化重建的基础，老人又开始像过去一样当家作主，但发现一个外在的力量始终在推拉和牵引着乡村社会。

二是参与社会大生产的市场体系的机会。

市场是青年农民的天地，他们奔走在城乡的两端，一端联着乡土的根，一端紧盯着城市的钱袋。

他们在收入上远高于父辈从而奠定了经济地位，由此产生相当程度的自主性。

在老年留守者和年轻打工者之间，后者渐渐地占了上风且变得更外向;前者在新的社会分工中被再次定位在土地上，除了农业生产，地方文化和基层组织的重任几乎全部落在他们肩上，这些老人的留守者地位的含义不单是固守农业生产，也守卫着传统文化。

写到这里，我感觉学者在审视他们调查的社会所经历的变迁之痛以及地方文化未来的前途时，一般都会有某种难以言说的失落感，笔者也是如此。

在市场化深度影响的南方发达地区，宗族组织出现萎缩的情况，华北青苗会已不复存在，洮州青苗会能够坚持多久?青苗会是被其他组织所替代，还是改变形式以适应新的环境?

8.2.2社会组织的前景

在洮州青苗会的历史上，经历过许多重大事件，如同治兵燹，民国十八年叛乱，土改，文革，这些都是令组织中断或瓦解的强制性力量。

而市场化、工业化不是强制性因素，地方社会在理论上可以调整组织以适应自然演变的情景，但市场化的深刻性在于它不流于形式主义而是直入骨髓，青苗会所面临的不是国家的压力，而是静悄悄的无形侵蚀。

我的看法是，青苗会在可以展望的未来，可能有一个调整之后的繁荣。

理由是来自国家政府的外部支持和来自内部的结构调整。

（1）来自国家的支持

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民间组织如果接受国家的支持，承担国家指派的事务，就是削弱自主性，导致村落凝聚力涣散。

这在华北社会和“市民社会”

研究领域有所反映，这些倾向在复杂社会的条件下实际上显得很荒谬和不切实际。

部分学者认识到中国研究应充分考虑国家、王权的历史存在。

研究北京黄包车的斯特朗（davidstrand）发现西方人眼中的市民社会是与国家相对立的，而中国传统思想中则缺少这种思想。

研究中国社会若要把国家或国家类型的实体踢在一边，是极其愚蠢的。

斯特朗和黄宗智遇到了同样的困境，而黄聪明地选择了“第三领域”

去做他的华北研究。

基层社会组织在社会空间中与国家权力发生关系并没有改变其自主性，社会组织能够坚持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是保持自主性的法宝，否则便失却或损益其自主性。

一年一度的洮州迎神赛会牵动着整个县域的乡镇和民众，是地方生活的一件大事。

80年代以来国家恪守着“不干涉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