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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仪式的文化解释和组织行为（第4页）

民间自治组织不善于采取说教、宣传的方式，也不可能采取科层的正式制约机制，其做法比较类似拉帕波特的“是／否信号”

机制，通过仪式传播信息的手段是民俗社会最得心应手的技术。

人们能否漫山遍野随意放牧牲畜、砍树、挖药，只要看一下扎山仪式是否举办，山顶和路口是否插上旗牌便知道该怎么办，这些仪式符号就是无言的规范。

龙神享用了第一把新麦的仪式举动，预示庄稼可以开镰收割；青苗会的锣声意味着互助式的搬运工作立即开始。

简单的民俗传递机制不止有节省成本的好处，具有深意的是，仪式的一端连接象征，另一端连接农事，象征与农事的巧妙结合强化了组织，组织始有能力动员较大范围的合作与互助。

6.3.4地域组织的孵化器

仪式的权力表达是象征的也是应用的。

大纛旗作为战争和权力的象征已经延伸到民间的信仰实践中，象征的对象从人间调兵遣将的元帅转变为调遣神兵天将的玉皇大帝，控制的对象从世俗的敌人转变为自然界的生态灾害。

至尊的神灵调遣神秩低的神灵是人们想象的结果，实际上是马角和会首的操纵，这样权力象征通过人的仪式象征就转变为现实的权力表达。

组织的权威经由会首的仪式展演过程而获得，这再现了国家象征资源转化为民间权威资源的情景。

以龙旗、万民伞来代表皇帝权位的朝廷仪仗，以龙神的印玺来标志的权力符号，以疏文、札为君臣之间传递信息的古代公文，共同组成了国家的象征资源。

有一个可能引起人们怀疑并且也一直困扰我的问题:当社会发展到技术已经相当进步的今天，现代行政网络不可能不对遍及中国各个角落的乡村产生影响，外出人员首先受到了现代观念的“预热”

，仪式何以持续?看青护林对农业有益是尽人皆知的，但把大量的时间、财力花费在繁复而低效率的仪式上，这既不符合市场原则也无理性可言，人们为什么还是那么执著地固守“常规旧礼”

呢?其实这些问题的解释不能以功能主义和科学技术为单一维度。

在当地人的思维中，仪式的象征资源和实际行为之间存在一种因果关系。

没有仪式及其象征性权力资源的内化过程，不可能形成一个权威中心和集体行动赖以产生的凝聚力，思想难以统一，行动难以整合。

文革中的个人崇拜仪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实质问题是操纵“政治权力”

，其间社会呈现的文化单一性特征与传统民间信仰的特征出现巨大反差。

至于仪式乡村的形成和传沿，即组织环境，人们生活在仪式中并在仪式氛围中得到“濡化”

和“社会化”

。

我观察到两个学龄前儿童在庙里龙神面前模仿大人的样子行叩礼，放学后的少年抬着神轿“扭佛爷”

，而这并没人去有意教导，人类学把这种现象叫做“濡化”

，社会学称之为“社会化”

。

在生态极为脆弱、传统价值观占据上风的社会，仪式作为象征资源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强化秩序，通过仪式使常规旧礼神圣化，把象征资源转换为权力资源，因为在仪式之外还有需要付诸行动的实质性工作，比如“远看草山，近看田苗”

、修桥补路等等。

人们接触到新的观念，看到外边的世界，但就像人们不可能一辈子生活在他乡一样，也不能靠不切实际的观念去生存，人们终究要在这个生态异常脆弱的小生境和礼俗世界里生活。

在当下乡村行政组织一般还较软弱无力之时，用什么资源去动员人们参与集体行动?大凡集体行动皆需组织，组织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靠的是权威，权威又需要组织认同。

以上象征资源转化为权威资源的仪式过程，就是建构认同和权威神圣化的过程。

仪式不仅是会首公开就职的舞台，也是联村组织用来标明成员（或成员村）资格的象征。

对于会首和团体来说，仪式是权威信息发布和内部合法性确认的场合。

西路刘顺大会在会首交接仪式上，一只苹果从上任会首传递到下任会首表明权力交接的完成，苹果为什么能有超过本身属性和价值的力量呢?这个苹果的超常性在于它是一种有象征意义的仪式物品，这个象征意义不是市场上可以买到的，它经过仪式圣化因而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

会首的能力可能有差别，做事的态度可能不同，但尚未听说有人拒绝接受神圣的苹果。

接受苹果的人就是合法的会长，而他的合法地位还要在一个甚至几个仪式场合进行公布和再确认。

北路冶力关在四月“青醮”

仪式后换选会首，新任会首要做的第一项工作是组织参加洮州迎神赛会和“走五月”

庙会活动。

在常爷“走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