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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看青村落凝聚力的衰落（第6页）

7.1.4青苗会的社会公益事业

以上谈及青苗会的仪式实践和生产管理职能，其实它的组织功能还涉及文化生活、伦理道德和其他社会公益活动。

洮州晚清时期的青苗会在农闲的正月里会举行盛大的社火演出，洮州旧城流传着这样的民谣:“西街的船，东街的龙，范家嘴的狮子，古战的熊”

，言其社火之盛。

青苗会主持的另一壮举是万人拔河比赛，当地人叫“扯绳”

，会首督促居民收集麻绳比赛时以旧城十字路口为界，按居住地分为上下两片，不分男女老少，汉族人、土族人、回民和藏民，人人皆可参加，据说参加人数最多时达4万人。

到了五月迎神赛会时，青苗会组织唱大戏、放焰火，因此洮岷人有“一年一个正五月”

的说法，极言五月可比春节。

青苗会举办公益事业除了修桥补路以外，还支持“义学”

、举行“义葬”

。

旧城的“东义学”

在晚清有学生30名，义学的办公经费和教师薪水是由青苗会的义仓粮支付，直到民国六年（1917）才停止。

当时做小本生意的外乡人或行乞的流民死后无人过问者，青苗会购棺义葬，葬于义田内。

相比较而言，洮地青苗会在组织规模和功能上可与华南宗族组织相比，但洮地更具社会开放性，华南可能更突出地显示内聚性;与华北青苗会组织比较，洮地青苗会组织的规模、结构和功能则表现为联村规模更大，体系更加完备且具有开放性。

结构的开放性不仅表现在超越宗族的公益活动上，也表现在超越族群的组织设计上。

那么超越宗族和族群的开放性的原因是什么?汉族人之外的族群为什么会认同青苗会组织?

在汉族人集中的地区比如华北、华南，无论是青苗会组织还是宗族组织，无论由乡绅主导还是宗族主导，不会过分关注文化多样性的族群问题，也不会去关注生产类型多样化的问题。

但在西北多族群、多生产类型的条件下，人们必须面对生态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问题，因为这些因素对地方社会的运行有重要影响。

汉族和回族结成的关系是联盟而不是共同体，原因在于两者没有共同的文化信仰基础。

但不可否认两者存在生态压力下携手合作的基础。

生态压力的本质表现，人口与环境承载力，隐现于纵向的历史中，地广人稀的洮州在传统时期人口密度从未超过每平方公里50人，清光绪年间人口达到峰值，也不过57364人。

“人口压力”

这一说法看起来有点奇怪，但考虑到土壤、降水量、无霜期、高海拔和雹灾这些干涉性因素，人口自明朝以来的持续增长及其对生态系统的干预，相对于严峻的生态脆弱性来说，人口超载是严酷的事实。

回到族群合作的话题上，在洮州西路的防雹季节，回民也会向青苗会缴纳防雹费，共同抗御生态灾害;在迎神赛会跑佛爷时，水磨川大会境内的回民会脱下白帽参与到抬龙神的队伍中，虽然他们并不信仰龙神，但他们和汉族人一样期望他们的土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汉藏之间有许多共同的信仰因素，像石山会、旧城、冶力关、水磨川、刘顺的龙神也被藏民和土民奉为他们自己的佛爷，这些中心大会都有藏民和土民的分支青苗会。

所以汉藏村落因青苗会而形成了较为紧密的共同体。

按照腾尼斯对共同体的界定，汉藏青苗会所形成的组织形态充其量只是松散的共同体。

他认为共同体是有精神交往、生动的、天然持久的统一体。

根据星团结构和社会运行法则，这些族群无论是较为紧密的共同体，还是地域联盟的文化群落，他们经过艰苦的文化接触和选择性的文化整合，共同构成了一个个地方社会——星团，这些族群与汉族构成的地方社会不能按照“非我族类”

而被排斥于结构之外，而是被整合进同一星团结构，这样才能保证地方社会“自转不脱轨，公转不离心”

。

因此，西北青苗会在结构上的开放性，或者在它的个别层面上赢得某族群的系统支持，或者在主要职能和理念上赢得较多的族群认同，以至于形成不同紧密程度的社会组织，或者成为组织环境中的支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