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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汉人人类学范式与西北中国经验（第5页）

我在第2章详细论述了西北边陲的社会环境，主要论点是，国家权力在边陲社会得到全面强化，这种情形非但没有削弱社会组织的存在，反而还在某种程度上营造了地域性社会组织的成长环境。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有合作的一面，国家要依靠地域社会组织维持地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洮州社会也存在宗族组织的情况，只不过仅存在于局部范围内，这些宗族组织与地域性组织（青苗会）融为一体，且呈现开放式的组织结构，而不具备东南宗族的形态。

弗里德曼关于宗族组织强盛的第二个理论基石是“分化”

和“裂变”

的概念。

他认为乡村社会存在着广泛的社会分化，分化的基础是财富的积累，东南边疆的土地有很高的出产率和精耕细作的潜力，这为分化提供了条件。

拥有财富的人可以获得更高的权力和地位，于是通过建立公产、祠堂的方式形成宗族裂变。

在他的宗族模式中，分化是宗族裂变的基础，公产、祠堂是宗族裂变的标志。

然而西北边陲恰与之形成巨大反差。

洮州社会是一个深受生态脆弱性困扰的自耕农社会，有如秦晖“关中无地主”

的说法一样，据《甘肃省二十七县社会调查纲要》（1936）统计，临潭（洮州）自耕农占72.2％，半自耕农占25.3％，租佃农占2.5％;地主占1%—2％。

在土地出产率低下、不存在复种的洮州，拥有很小比例的公产和祠堂，但这些限制并没有影响到一些宗族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存在。

以上资料表明，在社会均平化条件下，洮州社会同样存在一个十分发达的青苗会组织，由此可以认为，分化不是边陲社会呈现社会组织发达情况的主要原因，“边疆环境”

也不是。

与本书持相似观点的巴博德（BurtonPasternak）认为，清代台湾的水稻生产和边疆环境，并未导致汉族宗族组织的形成，而是促成了超宗族的地缘组织的发展。

洮州汉族人在他们移民洮地之前，已普遍建立起村落宗族组织。

在明初及陆续移民洮地的人中，有军屯、民屯和犯屯的不同迁徙方式，但没有任何资料显示是举族、举村的整体迁徙，也就是说，当时的汉族社会是多姓杂居的分散群体，未形成宗族组织。

从田野调查的情况看，洮州普遍存在的组织形式是联村性质的青苗会。

经过若干年的人口生产，在具备了宗族组织产生的条件后，为什么只分散地祭祀家神爷而没有普遍重建宗族组织?为什么依然把青苗会这样的联村组织作为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弗里德曼认为离中央集权较远的东南边陲地区更多地存在家族村落，因为家族的功能在于起到了社会组织的作用，因而在正式的社会组织较弱的地方，家族很有可能起替代性作用。

洮州高原汉族社会同样是边陲地带，在整体范围里没有形成“宗族组织”

，而是发展出更高层级的跨地域联村组织。

传统中国社会的村落一级是以自治为基础的，必须有一个社会组织去组织村民的生活，表达村民的利益，抚慰村民的精神。

我是把青苗会组织与超村落的宗族组织放在同等社会结构位置上看待的，人们选择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去安排他们的生活是社会状况和文化取向问题，他们大致起到相同的作用。

从生态人类学的观点看，群体之所以联结成群队、宗族和青苗会等社会组织，是为了更有效地获取食物。

作为本书研究对象的青苗会组织，其组织目标并不限于获取能量，它是一个集仪式、看青、公共服务为一身的社会组织，其实质就是加强社会互助与合作。

庄英章研究的台湾汉人显示出与洮州汉人类似的情形，台湾开拓初期是以地缘为基础，而不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宗族的产生并非因边疆环境，而是移民开发第二阶段的结果。

地域性社会组织包括与青苗会糅合的宗族组织，产生的动因究竟为何?以下学者为此问题提供了见解:黄树民认为，中国家族组织是一种文化现象，不能单纯从经济及地理环境来解释；吴燕和认为中国的家族组织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和顽强的生命力，提出“文化战胜环境”

的洞见；庄孔韶认为，汉人人类学必须改变单纯田野观察的局限，应突出历史过程的考察。

对于一个有悠久文明和历史的中国，不应仅仅从“历史的垃圾箱中寻找财产”

，而应直接向经典史学汲取能量，长期在华做人类学研究的施舟人［荷兰］施舟人2005年11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所作的演讲。

即持这种观点。

中国是一个有历史有朝廷的国家，这不像许多早期人类学家研究的简单社会，可以无视历史和国家的存在，历史的维度是必需的。

基于田野调查和以上认识，我初步认为西北边地的乡土社会组织的繁荣，是社会生活的互助合作与体现共有价值的文化传统共同塑造的。

这个论点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