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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跨族群的青苗会（第11页）

旧城一直是地区商贸中心，现在的临潭县政府是在1953年由新城搬迁到旧城的。

1986年落成的旧城龙王庙以非传统的建筑样式出现在人们面前:门上赫然写着“洮州农民文化宫”

，名称显示了现代化的时间特征，它是一个高42米的三层大楼，不大的院子成为一个天井。

虽然龙王住上了大楼，但人们崇拜龙王的方式并未发生大的变化。

旧城的龙神“五国爷”

的真实身份是明朝的地方官安世魁，他的分支庙宇和马路直达藏区，近有临潭县的城关、古战、术布、卓洛四乡，远至卓尼县的卡车、阿子滩、申藏、大族、小族等五乡。

旧城大庙的会首是一个有十个会长和两个提领的会首班子，其会首人数超过任何一个会甚至新城总会。

会首的选举是经过改革的“人选神定”

制度。

之所以要改革，皆因严格的神选制度常常造成选不上会长，候选人轮空，而大庙需要的会长比任何一个青苗会都多。

稍加改革的神选制度每年二月二，前任提领和会长物色人选，此所谓“人选”

，然后由掌檀（招台）打神卦以定佛爷对此人是否喜欢，此所谓“神选”

。

原来神卦两半都朝上为当选，一上一下不算数，两者都朝下就不当选或不留任。

但这样在候选人人数不多时，可能会出现轮空而导致会长当选人数的不足。

他们改革后的做法是，两卦朝上与一上一下皆能当选，这就提高了当选的概率，会长和提领的人选也能足额接替。

使得有限的人选被选中的几率增加了，令神事、财务、外务、文化娱乐等各项活动各有所司。

青苗会不但管理着临潭、卓尼两县70多个村庄的仪式往来，而且还经管着大庙超过100万元的资产。

由于香火十分旺盛，报告人说大庙每年纯收入不下10万元，2005年仅功德箱的进项就达4.5万元，租赁及社火等服务项目近6万元，会粮收入仍是所有收入的大项，加上会粮总计18万多元，除去5万多元的全年支出，纯收入达13万元。

青苗会组织的发展与会首的观念变化形成互为促进的关系，良好的收益和会众的热情又使得他们焕发了积极进取的精神。

笔者调查时，大庙以64万元买断了原城隍庙所在地的县粮站，其占地面积5300平方米，交割事宜正在按合同进行。

他们已制定了今后的发展计划，其中一个重点是搞经济;然后打算在购进的土地上盖上戏台，建起一个“农民书屋”

。

如此气象造就了一个超级龙王，也形成了扬名一方的超大型青苗会，这一仪式共同体或者一个巨大的星团是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增强的。

在人们的记忆中五国爷曾经参与新城五月端午的迎神赛会，虽然新城的城隍庙里至今还摆放着五国爷的龙神牌位，但五国爷在清朝“同治回乱”

以后就完全脱离了新城的仪式体系。

对于新城继续保留五国爷的神位，新城总会解释说“人可以开除，神是不能开除的”

。

旧城和冶力关两个青苗会，一个已经彻底完成了它的组织分化过程，另一个处于组织分化的途中，这给人类学的组织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研究资料。

宗族研究表明，家庭分化直接导致了分家析产，家庭的经济实力会因此受损，形成积累—分解的循环往复;组织的分化不是以分得母体的份额为主要形式，而是当一组织自我壮大成长起来后，它的经济实力、会众人数、声望和影响力与原母体组织形成分庭抗礼之势，不分无以共存。

事情还远非如此简单，促成组织分化的因素是综合性的，包括生态环境、生产方式、地缘关系、文化取向和国家政策。

冶力关的田野观察表明，地处同一生态环境、具有相似生产类型的村落，因地缘**往容易达成相近的文化取向，这样林区青苗会已具雏形，但能否完成组织分化还要看外部环境和国家政策导向。

比如，国家鼓励发展文化旅游，新城举办了第一届“洮州民俗文化节”

，2006年冶力关在县、乡二级政府的敦促下来到新城。

如果按照传统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民间组织之间的交往可以按照偏好进行，冶镇的组织分化可能已完成。

现在国家整合民间组织的介入方式是行政性的，所以冶镇能否“自立门户”

还在两可之间。

纵观洮州青苗会组织的各种类型，上面提到的组织规模的壮大、生态环境和地缘因素、文化取向和国家导向都是组织分化的重要因素，此外还有一个动态的因素必须注意——社会变迁，旧城的例子充分说明社会变迁对组织的巨大影响作用，但我以为洮州真正的社会与文化变迁尚未到来。

如果在未来的十年发生了巨大变迁，也就是说，经济结构发生有别于传统结构的变化，文化变迁会以相应的强度来呼应。

社会文化变迁会带来个体、群体和组织的异质性，异质性意味着更多的利益层级的存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而这些因素会反映到仪式领域和组织结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