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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洮州地理与生态脆弱性（第4页）

的特点。

过去藏民把牲畜看做财富的象征，“惜杀”

现象非常普遍，加上当地的“放生”

习俗，牲畜的出栏率很低。

这种情况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人口压力和市场的刺激又使得牛羊的种群数量膨胀得离谱，草原不堪重负。

草原载畜量由1949年的231.8万个羊单位，增加至2000年的620万个羊单位，超载92万个羊单位。

2.1.3适应与取食

汉族先民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确实有一个痛苦的适应过程，但不是环境决定论环境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是希波格拉底（hippocrates）的体液论，他认为气候是造成体液“平衡”

的原因，也是形成体质形态和人格的地域性差异的原因。

18世纪孟德斯鸠和其后的e·亨廷顿都把宗教的产生及其禀性与气候联系起来。

所指涉的那种适应，而是包涵着能动性努力的适应。

人类学关注的重点是个体和群体通过文化行为去适应环境。

“文化行为”

在文化生态学派的斯图尔德（stewart，1955）那里，被看做是解决人类从其所处环境中获取食物的基本方式，他发现家庭组织适应于资源广泛分散的居住环境和漂泊不定且生产力低下的状况，由宗教或假设的亲属关系纽带联结成核心家庭的较大组合集团，因为混合群队适合于集体捕猎大猎物。

塞维斯（service）向斯图尔德挑战说，从父居群队的广泛分布与其说是对生计需求的适应，还不如说是群队内部关系需要的结果，即对社会环境的适应。

后来生态人类学又发展出热量和蛋白质理论，但取食、能量问题不是唯一必须考虑的文化有效性问题，瓦达和麦卡（andrewp.vayda，bonniej.macay）指出，生物还必须应付环境中各种危险，包括生态的、社会的、制度的。

宗教仪式、亲属关系、艺术等文化制度有助于收集、解释和传递信息，以便对生态环境采取适当的反应。

不同于斯图尔德研究的肖肖尼人和拉帕波特研究的策姆巴加—马林人，传统中国是一个复杂社会，洮州又是一个文化多样性与生态多样性叠加的地方社会，它所面临的问题与上述部落社会不可同日而语。

洮州人首先面对的考验是斯图尔德关注的生态环境对生计施加的压力;瓦达提醒注意的各种危险包括战争和其他社会灾难;拉帕波特观察到生态与仪式关系有交流信息的职能，认为它是一种关于环境的分析资料并传递一种集体行动的信号。

这样，我们就不能只研究生计的环境适应，而应把组织、制度层面的文化适应纳入适应范畴加以考量，同时，地方性的族群、信仰、仪式也是适应的重要方面。

明初以后大量的军士、农民来到此地，“移京无地农民三万千户于诸卫所”

，当时情况正像山歌中唱的那样，“出了家门入老林，瞭见林里虎打盹”

，古洮州森林茂密，想必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场景。

以农为本的汉族先民把山上的树木砍掉，建起木结构的土屋，烧荒开地，然而这一切之后他们发现“洮州地属边陲，气候过凉”

，尤其是“夏秋之交多疾风雹雨，其来甚骤莫可预防，禾稼遇之则摧折无余，农人深以为患”

。

土壤的肥力不足，气温过低，无法灌溉，庄稼一年一熟尚招致土地的亏损，他们不得已进一步向森林索要土地，以满足歇地规律的最低要求。

先民们首先遇到对于农耕者来说颇为苦恼的生态环境问题，继而又在不断的开发中加剧生态脆弱性。

生态脆弱性按笔者的理解，是指自然与人为活动相结合造成生态环境退化、生态功能减退、土地生产力下降、土地资源衰竭的状态。

当然，不能把这种生计活动的历史责任归咎于汉族先民，他们只是帝国朝廷棋盘上的棋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