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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台 继往开来国酒茅台的世博情缘（第2页）
陪同而来的中国代表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于是有人提出将茅台酒移出农业馆，转到人气较旺的食品加工馆中陈列，希望获得更多识货的人青睐。
但就在搬动时，一罐茅台酒不慎被摔碎，四溢的酒香吸引了很多人注意。
中国赴赛监督陈琪深知茅台酒酱香馥郁、空杯留香的特点，见此情形当机立断，决定不再换馆，改为取一瓶茅台分置于数个空瓶中，敞开瓶口任由香气挥洒。
奇迹开始出现，参观者们纷纷寻香而来、争相品尝，展馆内一时人满为患，茅台美名不胫而走，与法国科涅克白兰地、英国苏格兰威士忌并称为世界三大蒸馏名酒，就此奠定了其世界名酒、中国名片的地位。
这个故事最后演变为“怒掷酒瓶扬国威”
的传奇，成为智慧营销、个性营销的经典之作，甚至还引发了“中国第一起知识产权保护案例”
——获奖消息传回中国后，“成义烧房”
和“荣和烧房”
两家作坊均在各自的产品上冠以“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
字样，并为金牌的归属争执不休，贵州仁怀县商会出面调停未果，官司一直打到省政府。
最终，时任贵州省省长的刘显世作出一个睿智机敏的判决：金牌由省署留作纪念，茅台品牌则由两家共享，均可标明“荣获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国际金奖”
字样，茅台镇其他造酒“烧房”
则不得擅用。
这是茅台走向国际化的起点，也是茅台开始告别作坊、走向现代企业的起点。
它不但让茅台人懂得了包装、营销的重要性，使其具备了国际眼光和民族意识，也为茅台文化的形成注入了新的内容——在继承传统中国传统白酒文化之外，茅台开始与中国的风骨、自尊、骄傲和自信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具备了一定的政治色彩，让国人在赞叹茅台品质的同时深感中国之积弱，为茅台日后的国酒之路奠定了基础。
从金奖商品到中国符号
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则为茅台的文化内涵注入了新的元素，帮助茅台顺利完成了从金奖商品到中国符号的惊险一跃，最终将其送上神坛，成就了中国人心中的“国酒”
品牌。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实现战略转折。
在此期间，红军曾攻占茅台镇，为保护闻名遐迩的茅台酒生产作坊不受损失，中央军委领导指示在茅台镇上生产茅台酒最多的成义、荣和、恒兴三家酒坊门口分别贴上布告，不让任何人闯入酒坊。
布告明示：“民族工商业应鼓励发展，属于我军保护范围。
私营企业酿制的茅台老酒，酒好质佳，一举夺得国际巴拿马大赛金奖，为国人争光，我军只能在酒厂公买公卖，对酒灶、酒窖、酒坛、酒甑、酒瓶等一切设备，均应加以保护，不得损坏，望我军全体将士切切遵照。”
茅台人也投桃报李，向正处于长征中的红军将士提供了雪中送炭式的帮助。
**、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和红军官兵多次喝到茅台人送来的慰问酒，留下了极其深刻美好的印象，茅台被视为“友谊酒”
，自此与中国的红色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段特殊时期传承下来的纽带一直延续到今天，在茅台自营专卖店和1200多家经销商组成的营销网络上，最重要的客户之一就是绝大多数省的省委省政府省军区，而且茅台对各集团军、师总部都有专供酒。
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茅台还只是紧俏的商品，直到开国大典前夜，新中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确认茅台为国宴用酒，茅台这才完成了从商品到符号的跃升，在新中国的政治、外交工作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独一无二的作用。
同样，茅台真正告别传统的小作坊生产，也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
建国初期，茅台镇主要有三家酿酒作坊，仅有酒灶5个、酒窖41个，酿制茅台完全靠手工操作，不但没有试验室和机械设备，也没有电和自来水，年产量不过六七十吨。
而且所有复杂的酿制工艺和技术全靠酒师们口口相传，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这种情形很快得到改变。
1951年，人民政府购买了成义烧房，组建国营企业；次年，仁怀县财经委员会将没收的“荣和烧房”
划拨给茅台酒厂；1953年，茅台被贵州省财经委划为省级企业，正式更名为“贵州茅台酒厂”
，茅台从此开始了生产标准统一、产品品牌统一的现代商品生产历史。
从1953年到1958年，国家先后投资149.7万元，扩充厂房、改善设备，竹筒接水、桐油灯照明等原始生产方式逐渐绝迹，制酒、制曲、化验室等工业设施却逐渐成型。
1964年，首批具有发酵专业背景的大学生被分配至茅台酒厂，协助总结茅台酒生产工艺，其中一位就是现任茅台集团董事长季克良。
从中央到地方，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茅台酒的生产。
在无数次重大活动中，茅台酒都被当作国礼，赠送给外国领导人：1949年，**前往苏联商谈建交事宜，迈开了新中国外交史上的第一步，在带给斯大林的礼物中茅台赫然在列；1954年，周恩来带队出席日内瓦会议，新中国首次在国际性会议亮相，茅台酒在中国的外交攻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至于被周总理誉为“立下了汗马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