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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网络时代的悲剧内涵（第6页）

每一次的婚姻、聚会、典礼，总是附加越来越分明的数字化游戏规则，如贺礼的数字化表征：2在数字化的衡量之下，每一个小的满足，总是被下一个大的欲望吞没；3数字的无限，导致欲望表达的无休无止。

数字化，让或许原本应该简单表达的爱情和朴素的友谊表达越来越复杂。

人们要么想着“九百九十九朵玫瑰”

，要么思考着怎样在分配工作后收入达到六位数字，等等；所以，数字化最后把人类引向一个高度复杂但缺乏人情的地方，这地方是异托邦，也是丧失了纯真的一个伪诺亚方舟，在这个方舟上漂泊的人类众生，总会要求自己的人生以偏概全、舍本逐末。

这样的转型，也造成悲剧范畴和模式的转型。

我知道，依照法国符号学家于贝斯菲尔德在《戏剧符号学》中的观点：“现代戏剧写作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一种相对话语内容本身的移位。

在最新的戏剧里，重点很少放在情感和思想的冲突或所说内容之上，而更多地放在语言冲突、话语的特有战略、人物言语的功能之上，以及放在它每一个时刻对言语情景和主要角色关系的‘重新处理’和‘重铸模式’的方式上。”

悲剧在语言化的转型这个论断已经不再使人陌生。

我们今天，在网络化的时代，要关注的悲剧转型，是深入语言之维德一次显微镜式的语言关注。

而且，我要强调的是，借助网络的虚拟性和数字化，悲剧正在实现一次语言维度的转型。

网络时代的悲剧转型，也附带揭示出两点：1人类在21世纪生存困境的实质，除了被战争的阴云笼罩，也被泛滥、错位的语言劫持；2在堂皇的社会表象之下那些所有借着上帝之名、集体之名、热爱之名、亲情之名所行的不义，均需要反思和“重访”

。

戴维·马梅特的《奥莉安娜》指向人类那些自以为是的命名的谬误和偏差。

如“性骚扰”

，如我们如今都会随口而出的“控告”

等；这里我也提出一个设想，语言的范畴和外延可能等于人类思维的范畴，但是绝对小于大自然和宇宙。

至今，人类依然生活在一个大众传媒、远古甲骨文化石考古发现、经文、宗教教义、口头语、书面语等媒介一起混杂使用的时代，人类的语言在象征、借用、比喻、反复的世界里，不仅模仿文学、电影和戏剧，也创造让戏剧模仿的语言。

文本、表演、日常语言之间的界限正在打破；语境这个概念的出现，又让人类在指向某个事物的时候有了广泛的解读可能。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说“悲剧”

一词，既可能是舞台悲剧，也可能是“看起来像一场悲剧”

的意思；在背后的潜台词，既可能是对一个不良事物、事件的叹息，也可能是对庸常生活的排斥和对遥不可及的英雄年代的追思和向往。

这篇论文也引出另一个话题，即悲剧的发生条件，它需要冲突为媒介，语境为支撑。

如果一个纯粹的内心悲剧种子，没有外界的光线和风水的培育，悲剧之花也不会盛开。

悲剧是需要交往、交际、对峙等才能触发的。

在网络时代，悲剧的引发因子看似被“后现代”

（利奥塔尔）和“虚无主义”

（尼采）、“无政府主义”

（如德勒兹）和“新历史主义”

（福柯）削减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

原因之一便是网络化时代携带虚拟性和数字性特征，这些特征对于人类具有双刃剑的作用。

提供史无前例的便利，也在扼杀人类的创造性；提供虚拟的、色情的、无止境的堆积，也扼杀面对面交往的冲动……由于缺乏真诚的交往，当代的悲剧并没有在数量上下降。

而是在各个社会的层面，从政治到国家，从集体到社区，从街道到教堂……无限制的蔓延。

同时，在文章的最后，悲剧向喜剧的过渡（反之亦然，从喜剧向悲剧的过渡）和转化无时不在发生。

这些过渡和转化携带着当代所有民族性的、团体性的、国家性、个体性的那些性格局限和隐秘的话语地图和基因，只要找到这些地图和基因，才可以把脉到悲剧的终止和喜剧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