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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网络时代的悲剧内涵（第3页）

二、舞台悲剧的隐喻

第二个层面：当今的社会是否存在悲剧？跳出戏剧的范畴，看当代社会万象，寻找悲剧的因子。

我们发现，奥斯维辛和南京大屠杀之后，大规模的种族屠杀和民族战争以及打着人道和正义幌子的对平民犯下的战争罪行，似乎还普遍存在。

远的不说，近的卢旺达大屠杀就是一例，好莱坞有电影《卢旺达饭店》对此进行了形象再现。

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是否是一次新世纪的借正义之名对无辜百姓行不义的一次非法入侵？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可是，对无辜平民的伤害，却是不争的事实。

对于这些无辜受到伤害的平民来说，悲剧千真万确地发生了。

在眼皮底下，在生命可以掂量的肉体之丧失和精神之苦之间，架起了沉重的碉堡，让你无法挣脱这样被凌辱和剥夺的命运。

中东和非洲这些灾难密集区域，悲剧正在大规模拷贝。

第三个层面：除了集体的悲剧，当代社会是否还存在个人的悲剧呢？个人悲剧产生的内在机制是什么？《推销员之死》中的威利的个人悲剧，既与美国的商业制度相关，又与自己的家庭故事不无关系。

而威利内心里永远不能擦拭干净的是“不正视现实的吹牛”

和对他人存在的侥幸心理。

这个歪曲导致了他“教子无方”

，最后想责怪儿子一事无成的时候被反唇相讥，导致了内心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断裂，精神世界从此崩溃。

如果总结威利的个人悲剧产生的原因，他性格里“总是寻找一个坚硬、残酷现实世界的软绵绵的床垫”

这样一种替代品。

如他一次次强迫症式地把儿子的面试幻想成机遇，一次次覆盖自己的失败经历。

这样一种性格的人，任何一个现实事件，都会被他稀释成可以自欺欺人的弹性装置——然而悲剧是，那缓冲尖锐现实的弹性装置越来越多，最终酿成悲剧的可能性概率就高，因为人的渺小的心灵是不能安放那么多施工材料和脚手架的。

通过这第三个层面的分析，我们似乎把握到了当代悲剧人物的内心机巧，那就是“谎言”

的普遍性。

在比夫因为屡屡偷窃而遭到辞退时，威利不敢正视之；当比夫显露窝囊废的时候，威利还声势逼人地说“你生活的大门敞开着”

；在《推销员之死》中，威利和儿子比夫的见面一共五次，包括在威利的幻觉中和回忆中出现的场面。

每一次见面，威利都加重了这种语言妄想症的症候。

因此，如果我们借助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推销员之死》完全也可以被看成是一部症候剧，即精神病人的戏剧。

从这样的角度看，威利的幻觉和剧作家的虚实结合的舞台处理就可以顺理成章了。

我们将目光聚焦在悲剧的引申义——从戏剧悲剧的定义延伸出来的悲剧隐喻。

我们来看“个人的悲剧”

——波兰作家切·米沃什发表于1951年的散文集《被禁锢的头脑》第二章《阿尔法，道德家》，描述了一位叫做阿尔法的小说家所经历的精神悲剧。

此人生性傲慢，一心想成为别人心目中的权威，支配或影响实际生活的进程。

然而矛盾的是，他越是生性傲慢、目空一切，便越是不能把握生活的真实进程，越脱离活生生的人们和有血有肉的生活。

而一旦他意识到这一点，感受到自己与实际生活的分离以及在“现实”

中无力，便越是急切地要抓住支配“现实”

的某些关键的东西，结果只能是抓住那些看起来合乎逻辑的说辞，始终笼罩在一片词汇当中。

也正因为此，使得他在战后一跃而成为波兰首席意识形态作家。

实际上在他声称是面对和描绘“现实”

的新作品，仍然是他骨子里的老一套——当然披上了新的外衣。

同时为了逻辑上的“完美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