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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我国反垄断法中宽恕制度的问题与对策探讨（第7页）

在我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对商业文化影响颇深。

儒家思想强调人们在社会交往中要以“和为贵”

，认为“争则乱，乱则穷”

。

其注重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身心和谐，把和谐作为道德要求的最高境界。

姚蕊：“论阻碍构建现代商业伦理的传统文化因素”

，载《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亲情文化，注重集体的利益和荣誉，它不能容忍个人脱离集体而恣意妄为。

受此影响，我国商业文化提倡“和气生财”

、“和则两利”

。

以“和为贵”

为核心的商业文化只能是以集体主义为原则。

在这样商业文化中生存的企业如果与其他企业共同实施卡特尔违法行为之后向执法机构报告，那么该企业可能被整个商业团体所孤立。

此外，宽恕制度以“告密”

为特质，而告密行为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相悖逆。

在我国数千年来，告密因其流毒之广、牵连之众和影响之深而臭名昭著，因此公众对宽恕制度的实施可能存在一定情感抵触。

譬如同样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日本，在引入此制度时，有人认为这样的做法违背国民的道德理念而表示过激烈的反对。

村上政博：《日本禁止垄断法》，姜珊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55页。

2.我国严重腐败现象及较低法制水平阻碍宽恕制度实施

众所周知，我国目前腐败现象是相当严重的。

腐败对于我国的法制建设的危害体现在方方面面，但笔者这里主要阐述腐败对宽恕制度实施的影响。

宽恕制度的有效实施必须以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卡特尔行为严厉处罚为条件，但是如果反垄断执法机构存在腐败，这就意味着卡特尔违法行为者可以通过贿赂执法人员而逃避执法机构的严厉处罚。

从而，违法者申请宽恕的必要性就不会存在。

在腐败盛行、反垄断执法权得不到有效约束以及宽恕规则不透明的情况下，执法人员会以实施宽恕制度为掩护，恣意免除或减轻卡特尔违法者的法律责任，因而宽恕制度极有可能成为“权钱交易”

的合法外衣而不幸沦为助纣为虐的工具。

在上文提到，在一个法治水平较低的国家里，刑事犯罪组织往往利用暴力威胁促进商业利益发展，其往往可能弥补了行政管理的缺位之处。

我国虽然已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奋斗目标，但是客观来说，当下我国的法治水平仍然较低，在一些行业还存在黑恶势力控制市场的情形。

据法制日报报道，当前我国黑恶势力犯罪正处于活跃期，恶势力发展周期相比以前更短，一年半载就能形成。

而同时我国黑恶势力犯罪涉足领域多，分布范围广，滋生发展快，再生能力强，“割韭菜”

现象十分明显，不管经济发达与否，各地都有可能滋生黑恶势力，从强占行业市场、垄断经营到插手民事纠纷、征地拆迁，从组织卖淫、制贩毒品到放水洗钱、开设赌场，只要有利可图，黑恶势力就会插手。

通过不择手段掠夺经济利益，近年来黑恶势力的经济实力呈“滚雪球”

式发展，对经济发展的破坏越来越严重。

周斌：“我国黑恶势力正处活跃期”

，载《法制日报》2010年4月9日。

最近引起国人关注的重庆打黑案件中就存在黑恶势力垄断市场。

据报道，重庆主城区猪肉市场被以王天伦为首黑恶势力以暴力、威胁等手段非法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