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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我国反垄断法中宽恕制度的问题与对策探讨（第13页）

依据2008年8月4日发布的《经济现代化法》（theLawOntheModernisationoftheEconomy），2009年1月，竞争委员会已经被改为竞争局（theCompetitionAuthority）。

新成立的法国竞争局承袭原来竞争委员会的职权，同时竞争局还新增一定调查权限。

法国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职权的演变是以竞争委员会为核心的，竞争委员会职权从原来的建议权逐渐扩大为裁决权以及调查权。

据此，我国反垄断机构职权可以依照其模式并结合相关机构的职能进行重新配置，首先在继续承认反垄断委员会具有协调的职能前提下，赋予其执法职权即对于垄断协议、滥用市场地位和行政垄断等垄断行为具有行政执法权，而对于企业集中的规制权由商务部承担。

另外，国家工商局则负责实施垄断行为被剔除后的反不正当竞争法。

尽管这样的反垄断职权配置，依然为分权执法的模式，但是笔者认为这种逐渐强化反垄断委员会的地位并弱化其他执法机构的反垄断执法权限的改进思路，是在统一、独立的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未果和现实职权配置有可能低效背景下的一种比较可行合理的方案。

3.努力提高对协议垄断的查处率

笔者在前文提到，构建实现较高查处率的实施机制是一项复杂工程，其中涉及两个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权威性和有效运用针对卡特尔违法行为的调查工具。

在我国，就第一个因素而言，由于目前是多元机构执法，因此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权威性不高，而从有效实施反垄断法角度，构建一个独立、高效和权威的执法机构是必然趋势，但这需要从长计议。

相比较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较容易实现即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采取一些行之有效卡特尔调查工具。

首先，充分利用一些常规侦查工具如搜查、询问等对一些媒体揭露的公开协议垄断进行调查并加以查处。

如果连公开的明目张胆的协议垄断都得不到查处，那么更不要说打击隐秘的协议垄断了。

其次，针对隐秘的协议垄断，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适时规定像欧盟采取的拂晓突击及其美国司法部适用的监听监视等调查工具，并建立完善举报人制度。

再次，执法机构要定期地和不定期地对相关市场的交易状况进行排查，主动采取经经分析方法如卡特尔分析技术来对某些行业进行反垄断监测，一旦发现蛛丝马迹并立即展开调查。

最后，为使得执法机构有效运用调查工具，应当增加对执法机构资金投入并将一些专家如经济学家和经济法学家等充实到执法队伍中，以切实提高执法机构的执法能力。

4.构建协调的非正式制度并打击腐败和垄断市场的黑恶势力

为了构建与宽恕制度相协调的非正式制度，应该采取一些适当措施。

一是反垄断执法机构要大力宣扬反垄断政策，公布一些重大的典型案例来教育公众认识到协议垄断的危害性，培育公众对协议垄断行为的耻辱感，树立如同对待盗窃犯罪行为般的痛恨态度。

二是要继续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以逐步消除不相容的非正式制度所赖以生存的土壤。

两千年来中国传统的社会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之上，中国的经济根本上是一个自足的系统，而相源于这一自足系统的则是非经济的文化，具体表现为封闭、保守、狭隘、讲关系和讲人情的家族观念浓厚等。

曹休宁：“论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制度协调”

，载《社会科学家》2004年第1期。

“以和为贵”

反对竞争的儒家思想也与之渊源甚深。

通过继续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会使得人与人关系更加开放，减少人情关系的牵绊，从而有助于宽恕制度的实施。

无论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宽恕制度设计多么完善，但是如果腐败严重，那么宽恕制度的有效实施只能成为海市蜃楼。

所以，我国应当继续加大对腐败惩处力度，确保执法人员受到严格监督。

此外，我国还应继续严惩垄断市场的黑恶势力，以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

5.厘清宽恕制度和民事损害赔偿之关系

未雨绸缪，我国应该对宽恕制度和民事损害赔偿的潜在冲突要有所应对。

为了减少后继损害赔偿对宽恕制度实施的影响，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要规定对宽恕申请人的保密措施。

可以规定除非当事人同意或法律规定，宽恕申请者身份及其提供信息不能被披露。

二是可以考虑采取证据使用豁免制度即在申请者得到执法机构的宽恕待遇之后，从申请者那里获得的证据都不能在正在进行或随后进行的起诉中用来反对该证人。

三是限定宽恕被给予者的民事赔偿责任。

对此，笔者建议可以参考欧盟2008年公布的《违法欧共体反托拉斯规则的损害赔偿诉讼白皮书》规定，一方面是取消宽恕申请者的连带赔偿责任。

另一方面就是有条件减少宽恕申请者的赔偿额，该条件一是仅限于免除责任被给予者；二是主张民事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人仅限于他的直接或间接的交易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