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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7章 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第4页）

对于如何统治人民的问题，汉代统治者认真总结了秦亡的教训，认为秦统治者在取天下时是成功的，但在守天下、治天下时却是失败的，这是由于不懂得逆取顺守的道理。

这一论断符合历史实际。

秦建立以后，对于如何处理高度集中的政治与高度分散的经济之间的矛盾还缺乏经验，不懂得为了加强集权统治，必须用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来管辖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尤为失策的是未能改变兼并六国时的法治手段，没有采用伦理道德教化的方式来处理各种社会问题。

为了统一思想，秦采用了焚书坑儒的措施。

在公元前209年爆发了农民大起义。

秦二世而亡。

无为之治的终结

汉代初年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史记·秦始皇本纪》）。

汉代统治阶级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实行了与民休息的无为之治，并因之带来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

但是这种治民之术，既不能解决化民易俗，建立统一的封建伦常观念的问题，也不能使分散的小农经济与政权凝聚为一体，更为有害的是这种放任政策，听凭富贾豪族掠夺民财，兼并土地，从而激化了阶级矛盾。

到汉武帝时期，农民已处在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书·食货志》）的悲惨境地，迫使农民奋起抗争，在文帝之时，京城长安内也发生了盗贼的暴力事件。

阶级矛盾逐渐加剧，使汉代统治者意识到清静无为政治已不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了。

儒家集以往文化之大成，对于如何御民的问题，制定了一套符合我国封建宗法社会国情的办法：第一，以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驾驭天下。

我国的封建社会改造并保留了奴隶社会的宗法制度，以家族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基础，这是一个重要特点。

对此，先秦以来的各个学派，有着不同的认识。

法家认法不认亲，对宗法制度有否定的一面。

墨家主张兼爱、抹煞等级差别，不利于宗法制度的确立。

管仲学派则是肯定与否定参半，黄老学派继承了这一传统，没有对宗法制度给予至高的位置。

儒家则不同，声称以孝悌为本，主张强化君父之权。

儒家经典系统保存了我国自原始社会末期至春秋战国以来有关宗法观念的思想资料。

经历秦汉之际思想学术的大融合，儒家学者又根据井田制废除，私有经济产生，宗族解体为家族，以及郡县制和中央集权制确立等新情况，对古老的宗法制度进行了一番加工改造，设计了一套以个体家族为基本单位的宗法制度，这一加工改造体现在汉初儒师的造礼活动之中。

董仲舒继之又明确提出了三纲五常之说，进一步强化了儒家的宗法思想，并有助于巩固中央集权。

按照儒家的学说，可以循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理顺国家政权和家族性个体农业者之间的关系。

儒家地位的肯定

儒家关于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的理论，符合我国封建社会的实际状况，这是它被定为一尊的重要原因。

第二，主张推行仁政。

儒家学说有一重要特点，就是把政治伦理化，将统治者与服从者的政治关系染上宗法观念的温情色彩。

这一理论运用于治道，则提出了仁政的主张，这是儒家有别于其他学派的又一重要表现。

法家认为仁义是过时之物，故滥用暴力，结果激化了社会矛盾。

黄老学派主张持以道德，辅以仁义《准南子·览冥训》，行仁义必须服从于自然无为的道论，从而放纵了地主阶级的贪婪本性，使社会矛盾日益加剧。

儒家提倡仁政，对地主阶级有一定制约，防止他们干出杀鸡取卵的蠢事。

汉初儒家吸取了刑名之学的思想，认识到礼乐刑政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主张将仁政与法治结合起来，以德为主，以刑为辅，重视道德教化，较妥善地处置了德与刑的关系，符合逆取顺守的治国方略。

贾谊是汉初儒家的杰出代表，他劝导君主和各级官吏带头为善，对百姓施以示范开导的政策。

同时他又主张对反对朝廷、鱼肉百姓的地方割据势力，施以斤斧，加以镇压制裁。

董仲舒将兴学置教、培养贤吏与推行仁政紧密结合起来，发展了先秦儒家修己以安百姓的思想，对于建设贤德而干练的封建官僚机构，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