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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三国时期的兵制（第3页）

（《国语·齐语》）。

从而形成一种稳定的阶级秩序，达到安定社会，发展生产、富国强兵的目的。

管子治国取得了成功，成就了桓公的霸业。

汉末三国的政治局势与春秋大国争霸的形势十分相似；加之大乱之后，迫切需要重建稳定的阶级秩序，以求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为夺取统一战争的胜利奠定基础，因而魏晋时主张效法管子治国者不乏其人。

《晋书·傅玄传》载玄上武帝疏：“臣闻先王分士农工商以经国制事，各一其业而殊其氮..臣以为亟定其制，通计天下若干人为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为农，三年有一年之储；若干人为工，足其器用；若干人为商贾，足以通货而已。”

曹氏政权显然是远师管子经国制事之遗义，将国家控制的人口编制为郡县民、屯田户、士家三部分，各有独立的领辖系统和单独的户籍，各自向封建国家承担不同的义务。

这实际上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分工。

士家是兵役的主要承担者，构成国家军队的主体，这样的人口编制方式造成了兵民的分离。

曹魏士家父子相袭的制度，与管子创制之“士之子恒为士”

，汉代虎贲、羽林等宫廷侍从军的父死子继的古制显然有一定渊源。

但这个制度的形成和确立，绝非仅仅因袭古制。

东汉未崔寔著《四民月令》，对东汉豪强地主田庄中的状况作了详尽地记述。

从《四民月令》的记述反映出，豪强地主田庄中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

豪强地主完全掌握了田庄中从生产到生活的每一个环节，贫苦农民“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孥，为之服役..历代为虏，犹不赡于农食”

（《通典》卷1引崔寔《政论》）。

豪强地主不仅控制和支配农民本人，而且完全控制和支配了农民的家庭其他成员；不仅今主今世控制和支配他们，而且将这种控制与支配的权力世代延续下去。

作为控制与支配的交换条件，豪强地主必须向农民提供生存和从事简单再生产的最起码的条件，并庇护他们逃避国家的摇役。

田庄农民和豪强地主之间，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

汉末军阀多系豪强地主出身，其军队的基干力量是他们的部曲私兵，其中大多数是依附农民。

因此，豪强地主田庄中形成的农民对地主的强烈人身依附关系，照样搬入军队，演化成兵士对将帅的人身依附关系。

曹操由一个普通军阀上升为国家统治者，曹魏国家军队也是由部曲私兵升格而成；原有的那种兵士对将帅的人身依附关系，此时自然体现为兵士对封建国家的强烈人身依附关系。

封建政权凭藉这种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象豪强地主控制与支配私人部曲及其家属那样，去控制和支配兵士及其家属。

这就使得实行世袭兵制成为可能。

在黄巾起义和群雄逐鹿的斗争中，“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

（《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注引《典论·自叙》）。

社会环境如此险恶，“人人自危”

，朝不保夕，谋求生存成了人们最大的**。

军队作为一个有严密组织的武装集团，求取生存的能力远较平民为优。

于是，军人家属随营的现象十分普遍。

1虽然携带家口使部队的战斗力大受影响，但非此不足以稳定军心。

而在极为险恶的社会环境中奋战图存，武装集团中的战斗员和非战斗员的界限就不可能划分得十分清楚。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称兴平二年（195年），吕布、陈宫率万人袭曹操，时操兵皆出取麦，“在者不能千人，屯营不固。

太祖乃令妇人守陴，悉兵拒之”

。

曹操令随营妇女操戈拒敌，表明随军家属与兵士一样受军法部勒，受将帅的严格控制与支配。

在这样的环境中，妇女在必要时尚且须操戈拒敌，有战斗能力的男子继父兄为兵，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兵士家属随营只是不得已而为之。

当曹氏集团逐步建立了稳定的后方基地后，随营的将士家口移居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