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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第2页）

在第二场辩论会上，形势已经明确，支持工作组的人不再有发言权，台上站着北大附中&ldo;红旗&rdo;的中学生，其头目彭小蒙是一个伶牙俐齿的女孩，做了一个火药味浓烈的发言。

江青为之助威，高喊：&ldo;谁不革命，谁就走开!&rdo;群情激愤之时，康生又火上浇油，厉声宣布：&ldo;张承先不只是反动路线，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反动路线!&rdo;话音刚落，彭小蒙等举起皮带抽向张承先，而台上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皆作壁上观。

在作总结发言时，江青越说越激动，一声&ldo;我要控诉&rdo;，便开始详细数落张韶华如何利用毛岸青患有精神病而与之同居，张韶华的母亲又是一个多么坏的女人，说到最后，声嘶力竭地叫喊：&ldo;我们家没有这么个儿媳妇!我们不承认有这么个儿媳妇!&rdo;会场上立即响起呼应的声音：&ldo;把张韶华揪出来示众!&rdo;张韶华当时是北大学生，幸亏她早已逃匿，不在现场，暂时躲过了一劫。

辩论会之后，当天晚上，我在日记里记下了江青、康生的表现，也记下了我的不解和反感。

在那段时间里，我仍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陆续记下了许多困惑。

随着运动向前推进，不断有人遭殃，这些日记就成了我的心病，后来是我第一批毁掉的文件。

如同当时绝大多数学生一样，我以天真的热情接受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在我的心目中，他不啻是一个神，甚至偶尔想到毛主席也有普通人一样的生理活动例如排泄，便感到不可思议，仿佛是一种亵渎。

现在人们会觉得这种想法太可笑，但我曾与人交流，发现当时有过与我同样闪念的大有人在。

我对毛不完全是迷信，也有真正心悦诚服的成分。

文革前期，他的一些未发表谈话传抄出来，不胫而走，我读后真心折服于他的天才。

尤其是他抨击现行教育制度摧残人才的谈话，何其痛快淋漓，简直像是说出了我们这些受压抑学生的心声。

因此，虽然我对文革常有想不通的地方，也仍是强迫自己从正面理解和适应。

报刊上出现的一些醒目口号，例如&ldo;触及灵魂的革命&rdo;，&ldo;在大风大浪中前进&rdo;，&ldo;关心国家大事&rdo;，在我这个小资眼里被赋予了一种浪漫色彩，也诱使我努力顺应这场运动。

我感觉到了理解和适应的困难，便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我对自己说：这场运动既然是史无前例的，其发展进程必然会不断地出乎我的想象，是我这样思想一贯偏右的人所难以接受的，我必须自始至终对自己的右的倾向保持警惕。

于是，在我写的第一张大字报《关于当前运动的若干问题》中，我特别强调了这场运动的主要危险始终是右倾。

我心里清楚，这个论点丝毫没有某种政治分析作为根据，其实只是我的不自信心理的隐晦表达而已。

那时已有许多外地学生来京串联，我惊讶地发现，他们争先恐后地阅读和抄写这张大字报，并在上面写满了赞同的批语。

我还写过一张题为《造反有理，夺权有理》的大字报，时间大约在1966年九、十月间，由于开头引用了从民间小报上看到的朱德的一句话，结果整篇文章被误传成了《朱德同志讲话》。

不久后，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延安、成都都收到过这个标题的传单，内容正是我的大字报。

我忘了具体写些什么了，大约不外是说夺权才能使造反成正果罢，是逻辑上的推演。

我在文革中写大字报很少，这是主要的两张，都是所谓理论思考，虽然没有伤害具体的人，但多少也起了煽风点火的坏作用。

现在我提及这一点倒不是要忏悔，而是想说明当时的总体氛围，我不属于极少数能够超越这种氛围的先知先觉者之列。

十六校门外的世界

在运动初期，哲学系的情形比较特殊。

全校和各系的当权派都相继垮台了，阵势大乱但显得比较有生气，唯独在哲学系，由于党总支书记聂元梓是响当当的左派，原来的当权派仍基本控制着局面，反倒显得沉闷。

系里要求全体学生以班组为单位，坐下来学习文件，提高认识。

由于我们的年级主任陈老师恰巧是北大社教中的右派，这给了若干曾借小凳子事件向他和班干部发难的人以机会，他们便以一贯正确的左派自居。

我们被关在宿舍里，人人必须对年级里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表态。

原来的班干部，尤其是那位班长，被迫一次次做沉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