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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第1页）

对国家治理造成的更大伤害来自内部。

从1800年开始，北方地区爆发了白莲教运动，朝廷为镇压这一运动花去一亿两白银，国库为之半空。

到1851年，南方爆发了规模更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战争前后持续十四年，国家财政为之支出约七亿两白银，相当于十年财政收入的总和。

战争时期，由满蒙八旗和绿营组成的中央军屡战屡败，朝廷不得不允许下层汉族官员组织地方武装力量抵抗，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乘机崛起。

这些地方军阀为了筹集军饷，在各商业市镇&ldo;设局劝捐&rdo;征收&ldo;厘金&rdo;。

地方武装的壮大及厘金制度的出现，实为地方自治力量强大之始，自宋太祖之后九百年不复出现的&ldo;藩镇现象&rdo;死灰复燃。

在内外交困之下，治国者又走到了必须变革的悬崖之畔，此时的中国，虽然中央财政已濒临破产边缘，白银的稳定性遭遇挑战，西风东渐造成人心思变，但是维持大一统的基本制度却未遭到致命的挑战，在体制内进行改革的动力和空间仍然存在。

很可惜的是，后来的改革者一次次作出了不可宽恕的&ldo;最劣选择&rdo;。

第八讲　洋务运动：缺乏现代性的现代化变革

在历代经济变革中，晚清洋务运动可谓最为凶险的一役。

当其时，外敌环伺，国力积弱，政府财政和民间财富几乎无以凭借。

在改革范式上，这是史上第一次输入式改革，意识形态上的破冰难乎其难。

而就经济来说，这又是本民族从千年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ldo;惊险一跃&rdo;。

李鸿章在变法之初就惊呼：&ldo;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来未有之奇业。

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

&rdo;142由此可见变革者当时的困局、心境及无奈。

洋务运动不是一场&ldo;迟到的运动&rdo;

后世史家常常喟叹，中华民族错过了近代工业文明的萌芽期，因而受到列强的侵辱。

然而，若进行一次全球环视，答案也许会不一样。

在中国开始洋务运动的19世纪60年代中期，后来成为全球最强经济体的三个国家‐‐美国、德国以及日本‐‐也刚刚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并相继开始它们的现代化之旅。

美国在1865年结束了南北战争，林肯总统虽然解放了黑奴，但种族隔离仍然持续，南北对峙情绪未消。

在1860年前后，美国人口占全球人口总数的3，全美超过8000人口的城市只有141个，钢铁产量不足100万吨，欧洲的报纸直接将之比喻为&ldo;跟在英国、法国后面的小兄弟&rdo;。

1865年，后来成为美国首富、此时年仅30岁的安德鲁?卡内基在宾夕法尼亚州与人合伙创办卡内基科尔曼联合钢铁厂;就在同一年，李鸿章也向清朝廷递交了《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

也是在这一时期，德国刚刚完成统一，1870年，以&ldo;埃姆斯电报&rdo;事件为导火索，普法战争爆发，普军大获全胜，在巴黎凡尔赛宫宣布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成立。

美国与德国分别在1879年和1873年宣布接受金本位制。

日本与中国进入现代化的时间更是惊人地接近，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几乎同时拉开帷幕：1868年1月3日，西乡隆盛率2000人从鹿儿岛北上，发动&ldo;王政复古&rdo;政变，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迎回明治天皇，日本进入维新时期。

通过比较便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是一场&ldo;迟到的运动&rdo;，迟到不是落后的理由。

洋务运动之所以会功败垂成，甚至一直到今天，中国仍然没有成为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则有另外的原因。

以铁路为例：发展与稳定的取舍

从19世纪60年代到1894年前后，有30年左右的时间，清政府最高决策层就是否要开展洋务事业，陷入了长期而激烈的争论。

正如我们在之前章节中所描述的，及至明清，拱卫中央集权的四大基本制度已&ldo;固若金汤&rdo;，帝国以拒绝演化的姿态沉迷于盛世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