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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第2页）

一般而言，集权者用以鼓噪民心的理由大抵有四个：抵御外国侵略、防止地方割据、反贪反腐、反对贫富不均。

汉武帝搞改革的口号是保家卫国，汉王朝对匈奴的战争顺乎当时的民心，为改革争取到了强大的舆论支持。

王莽在政权未稳、未取得社会共识之际，就匆匆变法，缺乏广泛的民意基础，而且他推行的众多改革措施‐‐特别是币制改革从一开始就让基层民众受损。

在集权式改革与民间财富的关系上，任何集权式的经济改革从本质上来说都不是为了促进生产力，而是通过财富的重新分配，使中央政府获得更多的经济权益。

汉武帝变法建立在七十年&ldo;文景之治&rdo;的厚实基础之上，长期的休养生息为国营化政策留下了巨大的敛财空间，而且财富藏于民间商人之家，易于剥夺。

王莽则没有这样的社会条件，西汉末期财经疲弱，天灾不断，而且，庞大财富握于官商一体的世族集团之手，搜刮的难度自然大增。

在改革与官僚执行能力的关系上，刘彻是一代雄主，心狠无情，手段霹雳，他在改革中有效地发挥了能臣以及酷吏的作用，在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官吏，用之深宠，过之则弃，绝无拖沓。

而他与桑弘羊的合作关系长达四十余年，如同一对政治伙伴。

王莽用人多疑，好换将帅，没有一支忠心高效的执行团队。

一场大的社会变革如同空间重构，疏处应可跑马，密处必不容针，王莽变法缺乏系统思考和风险预警，鲁莽激进，漏洞百出，失败乃题中之义。

刘秀对世族开战的失败

王莽被杀后，刘秀称帝，建立东汉政权。

刘秀是南阳的远裔刘姓宗族，他这一脉宗族正是王莽想要削弱的地方世族势力，跟随刘秀创建东汉政权的&ldo;云台二十八将&rdo;，大多是豪强世族，战争时期，地方势力乘机广占田园，营建坞堡，拥兵自重。

刘秀披上帝袍之后，马上转换角色，仍然要削弱世族势力。

政策的动刀之处，还是土地兼并和人口兼并。

东汉政权延续了西汉的名田制度和户籍制度。

《资治通鉴》中多处提及，朝廷下令&ldo;吏民不得田宅踰制&rdo;、&ldo;商者不农&rdo;等，刘秀也数次下诏释放奴婢，可是成效却非常微小。

到了公元39年，在执政十五年之后，刘秀终于痛下决心，下达了著名的&ldo;度田令&rdo;，要求全国严格检核垦田顷亩和清查户田，以彻底杜绝兼并之势。

可是，&ldo;度田令&rdo;在朝野上下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刘秀为了杀一儆百，处死带头闹事的大司徒欧阳歙，其弟子千余人集体上书求情，刘秀不准。

为了对抗，各地豪强纷纷武装暴乱，刘秀四处弹压，恩威并施，总算把叛乱平息了下来，可是，豪强势力实在太大，顽疾始终不能彻底根除。

到了后来，刘秀一声叹息，只好与之妥协，他留下了八个字，曰&ldo;苟非其时，不如息人&rdo;，也就是自认时机不到，不如息事宁人。

中国自从形成大一统的帝国模式之后，历朝新建，首要任务必是&ldo;削藩&rdo;，&ldo;削藩&rdo;成功，中央集权可得，&ldo;削藩&rdo;不成，中央与地方、政府与财阀的权力和利益之争必永无宁日。

东汉初建，豪强除而不尽，光武帝就学不成汉武帝了。

东汉一朝再没有出现强权皇帝，世族力量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日渐增强，史家唐长孺认为：&ldo;州郡僚佐中所谓大吏右职照例由本地大姓垄断。

大姓冠族每郡只此数姓，所以州郡大吏就带有世袭性。

……我们认为东汉时期的地方政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当地大姓、冠族控制的。

&rdo;76在庄园经济之下，自由的民间工商业者显然并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各地方豪强一方面握有行政权力，另一方面又利用各种专营政策，形成了无与竞争的世族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