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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7章（第2页）

无独有偶，1987年10月14日，土耳其国家足球队在伦敦客场比赛中，再次以0∶8输给英格兰足球队。

在作者看来，土耳其国家足球队的两次惨败，恰好象征着土耳其在与西欧交往的历史、现状和心理中的&ldo;屈辱&rdo;。

早在2005年秋费利特&iddot;奥尔罕&iddot;帕慕克因《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获德国书业和平奖（peaceprizeoftheranbooktrade）后，作者在德国法兰克福致辞时就论及土耳其的自豪与屈辱：&ldo;当我试图理解这种耻辱，我总是把它与它的对立面‐‐自豪联系起来。

&rdo;&ldo;我们知道，只要有太多的自豪，每当人们太过自豪，总会有耻辱和屈辱的幽灵在游荡。

因为，无论在哪里，只要人们深感屈辱，我们就会看到自豪的民族主义出现。

我的小说正是取材于这些黑暗的素材，这些耻辱、这些自豪、这些愤怒，还有这些挫败感&rdo;。

2006年12月8日费利特&iddot;奥尔罕&iddot;帕慕克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发表受奖演说《父亲的手提箱》，再提屈辱与自尊的关系。

费利特&iddot;奥尔罕&iddot;帕慕克在这次专访中从足球谈到土耳其国家足球队，进而再度论及屈辱与自尊、足球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关系。

《明镜》周刊记者提问：&ldo;而今土耳其足球队对这个国家的现状来说意味着什么呢？&rdo;帕慕克回答：&ldo;葡萄牙前独裁者安塔尼诺&iddot;萨拉查（antóniodeoliveirasalazar，1889‐1970年）曾将足球作为控制全国的工具，变成他麻醉民众的鸦片，从而维持国内稳定。

如果土耳其也是如此，倒还不错。

但是，在土耳其，足球并非鸦片，而是激发民族主义、排外心理和专制主义的机器。

我同样相信，正是球赛失败而非胜利，才能强化民族主义。

&rdo;《明镜》周刊记者追问：&ldo;为什么会是这样？&rdo;帕慕克回答：&ldo;正是灾难造就民族主义，无论这种灾难是地震还是战败。

托尔斯泰在其系列小说中，曾讲述抗击拿破仑的战争究竟怎样塑造俄罗斯人的民族认同感。

土耳其队以0∶8输给英格兰队，也是同样的一场灾难。

&rdo;《明镜》周刊记者提示：&ldo;不过土耳其国家足球队在6年前的世界杯中还获得季军呢！

&rdo;在2002年5月31日‐6月30日韩日世界杯决赛周，土耳其国家足球队在小组赛中以1∶2负于巴西队、1∶1战平哥斯达黎加队、3∶0击败首次冲入世界杯的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在八分之一决赛中以1∶0击败东道主日本队，在四分之一决赛中以1∶0击败曾淘汰世界杯上届冠军法国队的塞内加尔队，在半决赛中再度与巴西队狭路相逢并以0∶1惜败于本届世界杯冠军之手，在季军争夺赛中以3∶2击败东道主韩国队。

帕慕克承认上述事实，但是强调土耳其国家足球队自从丧失2006年德国世界杯参赛资格后，与土耳其媒体一起将失败原因归咎于裁判不公和各类阴谋。

所以他断言：&ldo;这太可怕了，现在土耳其足球助长着土耳其民族主义，却不利于整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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